卷十九·征榷考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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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 《文献通考》马端临 | 来源: 汉典古籍 | 查看: 0次 | 打开书架 | 选字释义

卷十九·征榷考六

  ○杂征敛(山泽津渡)

  《周官》:委人掌敛野之赋,敛薪刍,凡疏材木材,凡畜聚之物(野,远郊以。外所敛野之赋,谓野之园圃、山泽之赋也。凡疏材,草木有实者也。凡畜聚之物,瓜瓠、葵芋御冬之具也。)载师漆林之征,二十而五(疏:漆林特重者,自然所生,非人力所作故也)。

  汉高祖时,山川、园池、市肆租税之入,自天子至於封君汤沐邑,各自为奉养,不领於天下之经费(言各收其所赋税以自供,不入国朝之仓库也)。

  文帝後六年,弛山泽。

  章氏曰:“汉之山泽、园池之税,本以给供养而少府掌之。其後,仿古虞衡之意而置水衡,乃取少府之所谓山林、苑池之税,而付水衡以平之。然他日犹有江海陂池属少府者,而海丞(主海税)、果丞(主果实。二者皆少府属官)犹掌之於少府之下,则亦不尽属之也。惟文帝时赵弛其赋,而後世犹有增益其税而故为六之令,其增损行废固有时邪?

  武帝元狩四年,初算缗钱。

  公卿言:“郡国颇被灾害,贫民无产业者,募徙广饶之地。陛下损膳省用,出禁钱以振元元,而民不齐出南亩,商贾滋众。贫者畜积无有,皆仰县官。异时算轺车、贾人之缗钱皆有差,请算如故。诸贾人末作贯贷卖买,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,虽无市籍,各以其物自占(占,隐度也,各隐度其财物多少,而为名簿送之於官也),率缗钱二十而算一。诸作有租及铸(以手力所作而卖之者),率缗钱四十算一。非吏比者、三老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(比,例也。身非为吏之例,非为三老,非为北边骑士,而有轺车,皆令出一算),商贾人轺车二算(商贾人有轺车,使多出一算,重其赋),船五丈以上一算。匿不自占,占不悉,戍边一岁,没入缗钱。有能告者,以其半畀之。贾人有市籍,及家属,皆无得名田,以便农。敢犯令,没入田货。”是时,豪富皆争匿财,唯卜式数求入财以助县官。天子乃超拜式中郎,赐爵左庶长,田十顷,布告天下,以风百姓,而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,於是告缗钱纵矣(纵,放也,放令告言)。杨可告缗遍天下(如淳曰:

  “告缗令杨可所告言也。”师古曰:“此说非也。杨可据令而发动之,故天下皆被告。”),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,杜周治之,狱少反者。乃分遣御史、廷尉正监分曹往,往即治郡国缗钱,得民财以亿计,奴婢以千万数,田大县数百顷,小县百馀顷,宅亦如之。於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,民俞甘食好衣,不事畜藏之业,而县官以盐铁缗钱之故,用少饶矣。

  东莱吕氏曰:“卜式为小忠而不知大体者也,其愿输家业半助边,丞相弘以为此非人情,不轨之臣。然罢报之後,此助县官之心终不衰,则非矫饰也。惜其未尝讲学,故区区以输财为忠。是时,富豪皆争匿财,惟式独欲助费,事势相激,故武帝宠式者日厚,嫉富豪者日深。中家以上大率破,虽假手於桑弘羊辈,苟无式以形之,未必如是之酷也。”

  元鼎四年,令民得畜边县(得畜牧於边县),官假马母,三岁而归,及息十一,以除告缗,用充入新秦中(边有官马,令民能畜官母马者,满三岁,十母马还一驹,以给用度,得充实秦中人,故除告缗之令也)。

  先公曰:“按:古缗之令,至是行之五年矣。武帝之聚敛,正为征伐计也,得马息遂不告缗,此汉之所以犹愈於秦也。尝观文帝时,才令民实粟塞下,便可以减田租;武帝时,才令边民畜马取息,便可除告缗,盖一事辄有一事之益。後世厉民之政,一行则与国俱弊,无可哀救,虽复县官百方措置,徒为烦扰,而於民无分毫之益,可叹也夫”

  宣帝五凤中,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白增海租三倍,天子从其计。御史大夫萧望之言:“故御史属徐宫家在东莱,言往年加海租,鱼不出。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,海鱼不出,後复与民,鱼乃出。夫阴阳之感,物类相应,万事尽然。寿昌习於商功分铢之事,其深计远虑未足任,宜如故。”上不听。

  元帝元凤元年,令郡国无敛今年马口钱(往时有马口出敛钱,今省。武帝时,租及六畜)。

  王莽初,设六之令,诸采取名山泽众物者税之。

  王莽末,边兵二十万人仰县官衣食,用度不给,数横赋敛。又一切税吏民,赀二十而取一。又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吏皆保养军马(师古曰:“保者,不许其死伤。”),吏尽复以予民(转令百姓养)。民摇手触禁,不得耕桑。  後汉和帝永元五年,自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圃悉以假贫民,恣得采捕,不收其税。九月,官有陂池令得采取,勿收假税二岁。

  九年,诏:“山林饶利,陂池鱼采,以赡元元,勿取假税。”□十二年、十五年俱有此令,不复录。  顺帝时,长吏、二千石听百姓谪罚者输赎,号为“义钱”,为贫人储,而守令因以聚敛。尚书仆射虞诩上疏:“元年以来,贫百姓章言长吏取受百万以上者,匈匈不绝,谪罚吏人至数千万,而三公、刺史少所举奏。寻永平、章和中,州郡以走卒钱给贷贫人(走卒,五百之类,行鞭杖者。此言钱者,令其出资钱,不役身也),司空劾按,州及郡县皆坐免黜。令宜遵前典,蠲除权制。”於是诏书下诩章,切责州郡,谪罚输赎自此而止。

  灵帝令刺史、二千石及茂材、孝廉迁除,皆责助军修宫钱,大郡至二三千万,馀各有差。当之官者,皆先至西园谐价,然後得去。其守清者乞不之官,皆迫遣之。又令郡国贡献先输中府,名为“道行费”(盖正贡外别有所献也。详见《国用门》)。  晋自渡江以来,至於梁、陈,凡货卖奴婢、马牛、田宅,有文券,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(详见《商税门》)。

 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,魏师南侵,军旅大起,用度不充。王公、妃主及朝士、牧守,各献金帛等物,以助国用,下及富室小人,亦有献私财数千万者。扬、南徐、兖、江四州富有之家赀满五十万,僧尼满二十万者,并四分借一,过此率计,事息即还。

  宋孝武帝大明初,扬州刺史西阳王子尚上言:“山湖之禁,虽有旧科,人俗相因,替而不奉,气(许气反)山封水,保为家利。自顷以来,颓弛日甚,富强者兼领而占,贫弱者薪樵无托,至渔采之地,亦又如兹。斯实害理之深弊。请损益旧条,更申常制。”有司检壬辰诏书:“擅占山泽,强盗律论,赃一丈以上,皆弃市。”左丞羊希以“壬辰之制,其禁严刻,事既难遵,理与时弛。而占山封水,渐染复滋,更相因仍,便成先业,一朝顿去,易致怨嗟。今更刊革,立制五条。凡是山泽,先恒气炉(力居反)种竹木、杂果为林仍,及陂湖江海鱼梁鳅场(七由反。即移反),常加工修作者,并不追旧。各以官品占山(见《官品》、《占田门》),若先已占山,不得更占;先占阙少,依限占足。若非前条旧业,一不得禁。有犯者,水上一尺以上,并计赃,依常盗论。除晋壬辰之科。”从之。

  齐武帝即位,诏免逋城钱,自今以後,申明旧制。初,晋、宋旧制,受官二十日,辄送修城钱二千。宋太始初,军役大兴,受官者万计,兵戎机急,事有未遑,自是,令仆以下并不输送。二十年中,大限不可胜计,文符督切,所在扰乱,至是除荡,百姓悦焉。

  齐武帝时,王敬则为东扬州刺史(今会稽郡),以会稽边带湖海,人无士庶,皆保塘陂,敬则以功力有馀,悉详敛为钱,以送台库,帝纳之。

  竟陵王子良上表曰:“臣忝会稽,粗物俗,塘丁所上,本不入官。良由陂湖宜壅,桥路须通,均夫计直,人自为用。若甲分毁坏,则年一修改;乙限坚牢,则终岁无役。今乃通课此直,悉以还台,租赋之外,更生一调。致令塘路崩芜,湖源泄散,害人损政,实此为剧。建元初,军用殷广,浙东五郡,丁税一千,乃质卖妻子,以充此限。所逋尚多,寻蒙蠲原。而此等租课,三分逋一,明知徒足扰人,实自弊国。愚谓课塘丁一条,宜还复旧。”

  唐高宗龙朔三年,减百官一月俸,赋雍、同等十五州民钱作蓬莱宫。

  唐肃宗即位时,两京陷没,民物耗弊,乃遣御史郑叔清等籍江淮富商右族赀畜,什收其二,谓之率贷。诸道亦税商贾以赡军,钱一千者有税。  德宗时,朱滔、王武俊、田悦背叛,国用不给,陈京请借富商钱。度支杜佑以为军费才支数月,幸得商钱五百万缗,可支半岁。乃以户部侍郎赵赞判度支,代佑行借钱令,约罢兵乃偿之。搜督甚峻,民有自经者,家若被盗。然总京师豪人田宅奴婢之估,才得八十万缗。又取僦匮纳质钱及粟麦粜於市者,四取其一,长安为罢市,遮邀宰相哭诉。乃以钱不及百缗,粟米不及五十斛者免,而所获才二百万缗。

  时军用不给,乃税架、算除陌。其法:屋二架为,上钱二千,中一千,下五百。吏执笔握算,入人家计其数,或有宅屋多而无他资者,出钱动数百缗。敢匿一,杖六十,告者赏钱五万。除陌法者,公私给与及买卖,每缗官留五十钱(旧算三十,今加为五十);给他物及相贸易者,约钱为率算之。市牙各给印纸,人有买卖,随日署记,翌日合算之。有自贸易不用市牙者,给其私簿,无簿者投状自集。其有隐钱百者没入,二千杖六十,告者赏十千,出犯人家。法既行,而主人、市牙得专其柄,率多隐盗,公家所入不能半,而怨ゥ满天下。

  旧制,诸道军出境,则仰给度支。时讨贼兵在外者众,上优恤士卒,每出境,加给酒肉,本道粮仍给其家,一人兼三人之给。故将士利之,各出军才逾境而止。  月费钱百三十馀万缗,常赋不能给,赵赞乃奏行二法,愁怨之声,盈於远近。及泾原兵反,大呼长安市中曰:“不夺尔商户僦质,不税尔架、除陌矣。”於是架、除陌、竹、木、茶、漆、铁之税皆罢。

  致堂胡氏曰:“当是时,天下税户三百八万五千馀,户税二百一十五万七千馀斛,而籍兵七十六万七千馀人,是税户四、斛三而养一兵,他用不预焉。

  被甲荷戈者既不常饱,量入以为出,国非其国矣。”

  今按:德宗之横敛,诿曰军兴乏用也。然琼林、大盈之积,特不过假军兴之名,而厚赋以实私藏。是以饷赐稍不如意,反使泾原骄横之卒,得藉口以为作乱之阶。然则平时刻剥生民而姑息军卒,竟何益哉!

  唐贞观初,京司及州县皆有公廨田,供公私之费。其後以用度不足,京官有俸赐而已。诸司置公廨本钱,以番官贸易取息,计员多少为月料。

  十二年,罢诸司公廨本钱,以天下上户七千人为胥士,视防阁制而收其课,计官多少而给之。  十五年,复置公廨本钱,以诸司令史主之,号“捉钱令史”。每司九人,补於吏部,所主才五万钱以下,市肆贩易,月纳息钱四千,岁满受官。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言:“京七十馀司,更一二载,捉钱令史六百馀人受职。太学高第,诸州进士,拔十取五,犹有犯禁罹法者,况廛肆之人,苟得无耻,不可使其居职。”太宗乃罢捉钱令史,复给京官职田。  开元十八年,御史大夫李朝隐奏请藉百姓一年税钱充本,依旧令高户及典正等捉,随月收利,将供官人料钱,并取情愿自捉,不得令州县牵挽。

  乾元元年,敕长安、万年两县各备钱一万贯,每月收利,以充和顾。

  时祠祭及蕃夷赐宴、别设,皆长安、万年人吏主办,二县置本钱,配纳质积户收息以供费。诸使捉钱者,给牒免徭役,有罪,府县不敢劾治。民有不取本钱,立虚契,子孙相承为之。尝有殴人破首,诣闲厩使纳利钱,受牒货罪。御史中丞柳公绰奏诸司捉钱户,府县得捕役,给牒者毁之。自是,不得钱者不纳利矣。

  宝应元年敕:“诸色本钱,比来将放与人,或府县自取,及贫人将捉,非唯积利不纳,亦且兼本破除。今请一切不得与官人及穷百姓并贫典吏,拣择当处殷富了者三五人,均使翻转回易,仍放其诸色差遣,庶得永存官物,又冀免破人家。”  贞元元年敕:“自今後应徵息利本钱,除主保逃亡转徵邻近者放免,馀并准旧徵收。其所欠钱,仍任各取当司阙官职田,量事粜货,充填本数。”

  元和二年,宰臣上言:“圣政惟新,事必归本,疏理五坊户色役,令府县收,万人欣喜,恩出望外。臣等辄革旧弊,率先有司,其两省纳课陪厨户及捉钱人,总一百二十四人,望令归府县色役。”从之。

  元和十一年,御史中丞崔从奏:“捉钱人等比缘皆以私钱添杂官本,所防耗折,裨补官利。吏近日访闻商贩富人投身要司,依官本,广求私利,可徵索者自充家业,成逋欠者证是官钱,非理逼迫,为弊非一。今请许捉钱户添放私本,不得过官本钱,勘责有剩,并请没官。”

  十四年,御史中丞萧俯奏:“诸司、诸军、诸使公廨诸色本利钱等,伏缘臣当司及秘书省等三十二司利钱,准赦文,至十倍者,本利并放,展转摊保;至五倍者,本利并放。缘前件诸司、诸使、诸军利钱,节文并不该及,其中有纳利百姓,见臣称诉纳利已至十倍者,未蒙一例处分,求臣上达天听。伏以南北诸司事体无异,纳利百姓皆陛下赤子,若恩泽均及,则雨露无偏,乞特赐准赦放免。”  会昌元年正月赦节文:“每有过客衣冠,皆求应接行李,苟不供给,必致怨尤。刺史、县令但取虚名,不惜百姓,夫畜皆配民户,酒食科率所由。蠹政害人,莫斯为甚。宜为本道观察使条流,量县大小及道路要僻,各置本钱,逐月收利。或前观察使前任台省官不乘馆驿者,许量事供给,其钱便以留州留使钱充,每至季终申观察使。如妄破官钱,依前科配,并同入己赃论,仍委出使御史纠察以闻。”

  按:捉钱之事,惟唐有之。盖以供诸司公用之费。虽曰官出本钱,令其营运纳息,非凿空之横敛,及其久也,民利非假官之势,则不请本钱,白纳利息;官利於取民之财,则所徵利息数倍本钱,而其为无艺甚矣。故述其事,附之杂征敛之後。

 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,诏除沧、德、棣、淄、齐、郓乾渡三十九处所算钱,或水涨,听民置渡,勿收其算。

  五代时,有津渡之算,水或枯涸,改置桥梁,有司犹责主者备偿,至是诏除。

  此後诸州有类是者,多因恩宥蠲除。陈州私置蔡河琐,民船胜百斛者取百钱,有所载,倍其征,太平兴国中诏除之。

  建隆二年,诏:“自今宰相、枢密使、带平章事、兼侍中、中书令、节度使,依故事纳礼钱,宰相、枢密使三百千,藩镇五百千,充中书门下公用,仍於中书刻石记授。上年月已经纳者,後虽转官,不再更纳。旧相复入者,纳如其数。”时中书门下言“唐制,凡视事於中书者,纳礼钱三千缗,近颇隳废,乞举行之”故也。

  按:朝廷视官制禄,所以养贤。官莫崇於相,则禄赐宜优於百僚,今於上日反徵其钱,以充公用,可乎?今考《五代会要》,後唐天成元年,门下、中书两省状:“准旧例,检校官合纳光省礼钱。近降敕命,除翊卫勋庸、藩垣将佐外,其馀不带平章事节度使,及防御、团练、刺史、诸道副使、郎中以下,并三司职掌盐院官、县令、录事参军、判司等,凡关此例,并可徵收。伏缘省司旧例,别无钱物,祗徵礼钱,以充公廨破使。遭值离乱,致失规绳,乞依元行依例徵理,自防御、团练、刺史至诸道将校、押衙,各纳钱有差。”则为例已久,且不止於使相而已。又考是年十二月中书奏:“准故事,应诸道藩镇带平章事处,各纳礼钱五百千,充中书修建公署及添置都堂内铺陈什物。”敕从之。则纳此钱者,似是唐末以来,方镇据土地,修贡献,求为使相之人,恐非盛唐之制。然观建隆之诏,则在庙堂为相者皆纳矣。又考梁开平五年敕:“食人之食者忧人之事,况丞相位尊,参决大政,而堂封未给,且无餐钱,朕甚愧之。宜令日食万钱之半。”则当时为相者,俸廪尚无之,况修公署置什物乎!此所以反有无艺之横取也。

  又按:所谓修公署、备什物之类,唐时有诸司捉钱户,捉官本钱,营运纳息,以供此费。至五代之时,则不复有之,而令居职者履任之初,自出此钱。国初承五代之法,遂亦有之,故并附於捉钱之後。

  太宗淳化元年,诏:“诸处鱼池,旧皆省司管系,与民争利,非朕素怀。自今应池塘河湖鱼鸭之类,任民采取,如经市货卖,乃收税。”

  先时,淮南、江、浙、荆湖、广南、福建,当僭伪之时,应江湖及池潭陂塘聚鱼之处,皆纳官钱,或令人户占卖输课,或官遣吏主持。帝闻其弊,诏除之。  又有橘园、水、社酒、莲藕、鹅鸭、螺蚌、柴薪、地铺、枯牛骨、溉田水利等名,皆因伪国旧制而未除,前後累诏废省。

  开宝三年,令买扑坊务者收抵当。

  止斋陈氏曰:“买扑始见此,至淳化中而买扑酬奖之法次第举矣。买扑之利归於大户,酬奖之利归於役人,州县坐取其赢以佐经费,以其剩数上供,此其大略也。自熙宁悉罢买扑酬奖之法,官自召买,实封投状,著价最高者得之,而旧章举废矣。”

  神宗元丰二年,导洛通汴司言:“纲船为商人附载,有留阻之弊。今洛水入汴无湍驶,请置堆垛场於泗州,贾物至者,先入官场,官以船运至京,稍输船算。”从之。□三年,诏近京以通津水门外顺成仓为场。

  元丰二年,三司言:“人户买扑官监,及非新酬衙前场务所增收钱,并合入三司帐。而司农寺以谓官监、务外,皆是新法拘收钱,不当入三司。乞留以助募役;兼岁入百万缗,於市易务封椿,若失此钱,恐不能继。”争辩久之,乃从司农之请。

  七年,府界、诸路坊场钱岁收六百九十八万六千缗,、帛九十七万六千六百石、疋有奇。

  新法既鬻坊场、河渡,司农又并祠庙鬻之,募人承买,收取净利。官既得钱,听民为贾区庙中,判应天府张方平言:“管下五十馀祠,百姓尽已承买。阏伯主祀大火,火为国家盛德所承;微子开国於宋,亦本朝受命建号所因。又有双庙,乃唐张巡、许远。今既许承买,小人以利为事,必於其营为招聚,纷杂亵。岁收甚微,实损大体。欲乞不卖此三庙,以称国家严恭之意。”上震怒,批出曰:“慢神辱国,无甚於斯!”於是天下祠庙皆得不鬻。明年二月,中丞邓润甫言:  “兴利之臣议前代帝王陵寝皆合请射耕垦,而司农可之。缘此,唐之诸陵悉见芟刈,闻昭陵已翦伐无遗。乞下所属依旧禁止。”诏从之。

  哲宗元元年,侍御史刘挚言:“坊场旧法,买户相承,皆有定额,毋得增价。新法乃使实封八状,唯利价高,有旧才百缗而益及千缗者,其後类多败阙。

  请罢实封之法,令诸路转运、提举司会新旧之数,酌取其中,立为永额,召人承买。”其後,详定役法所度之事,请下之诸州,若累界有增,以次高一界为额;增亏不常,以酌中为额。或前次所负及五分,县以闻州,州与漕司次第保上之,仍立界满承买抵当之制,馀皆如旧法。从之。

  五年,户部郎中高言:“场务败阙者请止损净息,其省额如故。”从之。

  又诏:“无人承买者许自陈,损其钱数,明谕以召人,愿增价者听。若不售,则更减之,减及八分而不售者,提刑司审核,权停闭。”

  徽宗自崇宁来,言利之言殆析秋毫。其最甚,若沿汴州县创增锁栅,以牟税利;官卖石炭,增卖二十馀场,而天下市易务炭皆官自卖。名品琐碎,则有四脚、铺床、榨磨等钱,水磨钱、侵街房廊钱、庙图钱、淘沙金钱,不得而尽记也。  大观三年,臣僚言:“比岁诸郡求以坊场增给公帑,不啻二十馀万缗,且虑朝廷封桩,浸为厨传之费。请考元丰旧制,详议行之。”诏令户部以所用封桩及坊场钱数申尚书省。

  按:坊场即墟市也,商税、酒税皆出焉。今考其明言酒务者入《榷酤门》,明言货税者八《征商门》,而泛言坊场者,则以附杂征榷之後。

  牙契 税契始於东晋,历代相承,史文简略,不能尽考。宋太祖开宝二年,始收民印契钱,令民典卖田宅输钱印契,税契限两月。

  止斋陈氏曰:“元降指挥,应典卖物会问邻至,有不愿,即书之於帐,听即两月批印,违者依漏税法。所以防奸伪,省狱讼,非私之也。庆历四年十一月,始有每贯收税钱四十文省之条,至政和无所增。宣和四年,发运使、经制两浙江东路陈亨伯奏,乞淮、浙、江、湖、福建七路,每贯增收二十文,充经制移用通旧收钱不得过一百省。绍兴五年三月敕:“每贯勘得产人合同钱一十文,入总制名起发。”乾道七年,户部尚书曾怀奏:“人户交易一十贯内正钱一贯,除六百九十五文充经、总制钱外,有三百二十五文,欲存留一半,馀入总制钱帐,另项起发。”  至是,牙契今为州县利源矣。

  神宗元丰时,令民有交易则官为之据,因收其息。

  徽宗崇宁三年敕:“诸县典卖牛畜契书,并税租钞旁等印卖田宅契书,并从官司印卖。除纸笔墨工费外,量收息钱,助瞻学用,其收息不得过一倍。”

  大观二年,以出卖钞旁息钱事涉苛细,罢之。

  政和中,应奉事起,乃复行。

  宣和五年,诏:“诸路所收钞旁定帖钱,除两浙路隶应奉外,馀路并逐州委通判拘收,与发运司充籴本。”

  高宗建炎元年赦:“应今日以前典卖田宅、马牛之类,违限印契合纳倍税者,限百日,许自陈蠲免。”

  二年,初复钞旁定帖钱(靖康时尝罢之),命诸路提刑司掌之,无得擅用。

  绍兴二年,右朝奉郎姚氵允言:“诸路曾被兵火去失契书业人,许诣所属陈理,本县下邻保证实,给户帖。”从之。

  五年,诏诸路勘合钱每贯收十文足(即钞旁定帖钱)。

  初令诸州通判印卖田宅契纸,自今民竞产而执出白契者,毋得行用。从两浙运副吴革请也。

  革言:“在法,田宅契书县以厚契印造,遇人户有典卖,纳纸墨本钱买契书填。缘县典自掌印板,往往多印私卖,致有论诉。今欲委逐州通判立千字文号印造,每月给付诸县,遇民买契,当官给付。”

  冬十一月,诏:“诸路州县出卖户帖,令民自行开其所管地宅田亩架之数而输其直,仍立式行下。”时诸路大军多移屯江北,朝廷以调度不继,故有是诏。既而中书言恐骚扰稽缓,乃立定价钱,应坊郭乡村出等户皆三十千,乡村五等、坊郭九等户皆一千,凡六等,惟闽、广下户差减,期一等足计纲赴行在,即旱伤及四分以上,权住听旨。又用殿中侍御史王缙言,诏州县止以簿籍见在数目出给户帖,务要简便不扰,如容纵乞取,重於法,令刑狱使者察之。时州县追呼颇扰,乃命通判职官遍诣诸邑,面付人户,其两浙下户展限二月。内诸路簿籍不存者,计先纳价钱,俟造簿毕日给帖。  二十六年,户部言:“印契违日限者,罪之而没其产,太重难行,徒长告讦。

  欲并依绍兴法旧限六十日投税,再限六十日赍钱请契。”从之。

  二十七年,诏:“人户买卖耕牛,并免投纳契税。”

  孝宗乾道七年,户部言:“每交易一十贯,纳正税钱一贯,除六百七十五文充经、总制钱外,三百二十五文存留,一半充州用,馀一半入总制钱帐,如敢隐漏,依上供钱法。人户违限不纳,或於契内减落价贯,规免税钱,许牙人并出产户陈首,将物业半给赏,半没官。每正税钱一百文带纳头子钱二十一文二分,州县过数拘收、公人邀阻作弊,并重置典宪。”从之。  臣僚言:“乞诏有司,应民交易并令先次过割,而後税契。凡进产之家,限十日缴连小契自陈,令本县取索两家砧基赤契,并以三色官簿(夏税簿、秋苗簿、物力簿)令主簿点对批凿。如不先经过割,不许投税。”诏:“赦令所参照见行指挥,修立成法。”

  八年,诏:“今後遇赦,删去税契违限许免倍自首一节。监司、州郡无得自擅免倍税契,违者坐之。”

  言者谓今之置产者,未尝以税契为意,盖起於赦恩许其免纳而自首,况监司、州郡不候朝旨,免倍税契,所收钱不复分隶窠名,一切以资妄用,故有此令。

  淳熙六年,敕令所进呈《重修淳熙法》,上亲笔圈记人户内驴、驼、马、船契书收税,谕辅臣曰:“凡有此条,并令删去,恐後世有算及舟车之言。”

  七年,臣僚言:“民典卖田产,必使之请官契,输税钱,其意不徒利也,虑高赀之家兼并日增,下户日益削,是亦抑之之微意。今州县以人户物力科配,空给印纸,名为预借契钱,殊失法意。”诏禁止之。

  宁宗嘉定十三年,臣僚言:“州县交易,印契所以省词讼,清税赋,而投报输直,亦有助於财计。今但立草契,请印纸粘接其後,不经官投报者,不知其几也。印契具文,过割可废,有交易已毕,迁徙他郡,二税茫无所归,州县徒费追扰,至於改换等色、减退亩步者,不知其几也。乞申严成法。”从之。

  经、总制钱 宣和末,陈亨伯以发运兼经制使,因以为名,废於靖康,建炎复之。绍兴初,孟庾提领措置财用,又因经制之额,增析而为总制钱。盖南渡以来,养兵耗财为夥,不敢一旦暴敛於民,而展转取积於细微之,以助军费,初非强民而加赋也。建炎二年冬,上在维扬,四方贡赋不以期至,於是户部尚书吕颐浩、翰林学士叶梦得等言:“亨伯以东南用兵,尝设经制司,取量添酒钱及增收一分税钱、头子、卖契等钱,敛之於细而积之甚众,求之於所欲而非强其所不欲。如增收印契钱出於兼并之家,无伤於下户;增收卖酒钱合於人情,而无害於民;官吏俸给除头子钱百分取一。靖康初相继遽罢。欲望博延群议,更加讨论。

  乃亨伯为河北转运使,又行於京东西、河北路,昨来河北、京东西一岁得钱近二百万缗,所补不细,今若行於两浙、江东西、荆湖南北、福建、二广,岁入无虑数百万计。况边事未宁,苟不知出此,缓急必致暴敛,与其暴敛於仓卒,曷若取积於细微。”於是除不便於民者(如纳免行钱、减罢曹官役人钱、钞旁定帖钱、院虞候充狱子重禄钱、牛畜等契息钱、契白纸钱),以权添酒钱、添卖糟钱、人户典卖田宅增添牙税钱、官员等请给头子钱,并楼店务增添三分房钱五项,令东西八路州军(两浙、江东西、荆湖南北、福建、二广)收充经制钱,命各路宪臣领之,州委通判拘收,季终起发。绍兴五年闰二月,参政孟庾提领措置财用,乞以总制司为名,而总制钱自此始矣。四月,臣僚言:“赋入之利,莫大於杂税。  茶盐出纳之,每贯增头子钱五文,岁入不少。”而财用司言:“茶盐已复钞价,其头子钱难以增添,而诸路州县出纳系省钱所收头子钱,依节次指挥,每贯共收钱二十三文省,内一十文省作经制起发上供,馀一十三文并充本路州县并漕司支用。今欲令诸路州县,杂税出纳钱於每贯见收头子钱上,量行增添,共作二十三文足,除漕司并州旧来合得一十三文省外,馀尽并入经制窠名帐内起发,补助军需。”尚书省又言:“耆、户长雇钱并抵当库椿四分息钱、转运移用钱、勘合朱墨钱、出卖系官田舍钱,及赦限内典卖牛畜等印契税钱、进献纳贴钱、常平司七分钱、茶盐司袋息钱,并令诸路州县桩管,应办军期。”而总制司又言:“人户税赋畸零,如析居异财,绢绵零至一寸一钱者,亦收一尺、一两,米零至一勺、一抄者,亦收一升之类,并与折纳。至於二广、福建、江东西路免役一分宽剩钱,若无灾伤减阁,并令发付行在,及两浙西路役人雇钱,除岁用外,应副外大军支用。”八月,江西提举司言:“常平钱物,旧例每贯收头子钱五文足,今合依诸钱例增作二十三文足,除五文依旧法支费外,馀增到钱与经制司别作一项窠名起发。”十一月,尚书省言:“经总制钱,监司州郡或以军期应办为名,辄行借兑拘截取拨者。乞依诸路州军通判已得指挥施行(州县辄将经制钱擅行应副兑借拘截取拨,辄有侵支互用者,内所委官所当职及取拨官,并先降两官放罢,人吏徒二年,各不以去官赦降原减)。”绍兴十六年,户部侍郎李朝正言:“诸路每岁所取经、总制钱,委本路提刑并检法、办官点磨拘催,岁终欲通行殿最。”

  增及一分以上,减三季磨勘;二分、四分以上,议赏。有差亏一分以上,展三年磨勘;二分、四分以上,议罚有差。

  二十六年,礼部侍郎贺允中言:“比年经、总制钱以二十六年以前最高者十九年之数立额,其当职官既诱以厚赏,又驱以严责,额一不登,每至横敛,民受其弊。望诏有司立岁额。”既而仓部郎中黄祖舜乞自十九年之外,有稍高年分,或少损其数,诏从之。三十一年,诏诸路州军未起二十六年、二十七年经、总制钱特与除放,其二十八年以後欠数,令提刑司督责补发。孝宗乾道元年,诏诸路州县出纳,每贯添收钱一十三文省,充经、总制钱,仍将所增钱别项发纳左藏西库,补助经费。自是,公家出纳经、总制钱,每千共收五十六文。光宗登极,从吏部尚书颜师鲁奏,减江东西、福建、淮东、浙西路经总制钱共十七万一千缗。

  嘉泰初,除四川外,东南诸州额理经制钱七百八十馀万(四川九十万缗)。

  月椿钱 始於绍兴二年也。时韩世忠驻军建康,宰相吕颐浩、朱胜非共议,令江东漕臣月桩发大军钱十万缗,以朝廷上供经制及漕司移用等钱应办。当时漕司不量州军之力,一例均抛,既有偏重之弊,又於本司移用钱不肯取拨,止取於朝廷窠名,曾不能给十之二三(上供、经制无额、添酒钱,并净利钱、赡军酒息钱、常平钱,及诸司封椿不封椿、系省不系省钱,皆是朝廷窠名也。)於是州县横敛,铢积丝累,仅能充数,一月未毕,而後月之期已逼,江东、西之害尤甚。  七年,户部员外郎霍蠡言:“愿诏诸路守臣条具所桩实有窠名几何,临时措画者若为而办。”八年,侍郎士畏及参政李光皆言月桩之害,上感动,每谕宰臣:“若得休兵,凡取於民者悉除之。”九年正月复河南州军赦,务与民休息,令转运司具逐州见认月桩钱数申朝廷,据实科拨。二月,诏以州县大小所入财赋,欲斟量当,易於椿办。其日後殿进呈,各有窠名,但多为漕司占留,遂不免敷及百姓。上曰:“若所拨科名钱不足,从朝廷给降应副,不得一毫及民。”绍兴十七年,减江东、西月椿钱一十二万七千缗有奇。光宗登极,用吏部尚书颜师鲁奏,减江、浙诸郡月椿钱一十六万五千缗有奇。  江、浙转运赵汝愚上言:“臣伏自到任以来,不住询访民利害,及今来巡历所至,有可以宽裕民利者。本司已随事斟酌轻重,次第罢行,独有诸县措置月椿钱物,其名色类多违法,最为一方细民之害。臣试举其大者,则有曰麴引钱、曰纳醋钱、卖纸钱、户长甲帖钱、保正牌限钱、折纳牛皮筋角钱,两讼不胜,则有罚钱,既胜,则令纳欢喜钱,殊名异目,在处非一。臣尝询究,盖已累经朝廷指挥及前後监司约束往罢矣。大抵类能力制於一时,而不能保无於後日,其弊正如鼠穴,左固则右逸矣。至诘其所从出入,则首以月椿无科名,循例措置为辞。甚者奸赃之吏,又并缘掊克,以济其私,预於簿书之,阴为抵谰之计。有司熟视,不可稽考,其设有能自植立,整齐纪纲者,则往往窘於调度,拘率牵制,困不得逞。其豪宗大姓,因得持是数者,挟持官吏,以渔猎细民。流弊万端,不可殚述,其原则始於月椿太重而已。臣不胜愤懑,因尽考诸县月椿出纳之数,及其初科降之目,与夫先後因革之制观之。其始缘江、淮用兵,供亿数万,朝廷深恐一时乏事,遂令本路计月椿办大军钱物,而月椿之名始立。然其时降到旁通式内,犹许先取无额经制钱;不足,方取上供钱;又不足,则取诸司封椿钱。其後又增置赡军七分酒息钱,其馀不以有无拘碍钱物,皆许移用,甚至急阙,则朝廷亦时支降茶引、度牒之类以济之。是时兵火之初,所在皆有馀积,公私未告病也。今诸司封椿固不得用,而无额经制钱州县皆有定额,不尽分隶月椿,此外所存名目,惟上供钱及七分酒息钱二种而已,其馀盖尽以取足於州县也。况夫比年以来,州县用度日广,财赋日蹙,所以予之者岁益加少(谓如州县科拨二税与州县赡用之类),而取之者岁益加多(谓如增收头子钱、勘合钱、闰月坊场钱之类),非作法以取诸民,则何以哉!臣尝略计本路月椿之数,每岁为缗钱七十万,而格外所入者半之,虽其亦有傅致文法者,大抵法外之敛,什尝三四也。今朝廷纵未能大有蠲除,以尽扫宿弊,臣谓宜令有司择其最重者稍赈恤之。”

  板帐钱 亦军兴後所创。嘉定十六年正月五日,两浙运判耿秉言:“二浙近在日边,疾苦易於上闻,固宜州县之,雍容为政。今百里之寄,铨曹见缺,至无人愿就,是安可不思所以救之。盖今县邑之所苦者,不过板帐钱额太重耳!额重而收趁不及,计无所出,则非法妄取。以纳斛斗则增收耗剩,交钱帛则多收糜费。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,恣胥吏之受赃而课其入。索到盗贼,不还失主;检校财产,不及其卑幼。亡僧、绝户,不候实而拘籍入官;逃产、废田,不与销豁而逼勒填纳。远债之难索者,豪民献於官,则追催甚於正税;私纳之为罚者,仇家讼於县,则监纳过於赃钱。赊酒不至於公吏,而抑配及保正、户长。检税不止於商旅,而苛细及於盘合,奁具。今年之税赋已足,而预借於明年;田产之交易未成,而探契以寄纳其他。如罚酒、科醋、卖纸、税酱、下拳钱之类,殆不可以遍举,亦不能遍知,无非违法。州郡利其能办财赋,佯若不闻,一且告发,则邑宰坐罪而去,後人继之未免循复前例。盖其太重之额既不减,则亦别无他策尔!

  且是法创立,经隔已数十年,物价有低昂,户口有息耗,安可不随时而加损?乞令臣与诸郡从长斟酌,将合减之数开具闻奏,去其太甚而立为中制,庶几仰副圣天子惠养斯民之意。”从之。於是镇江府丹阳、金坛两县一岁通减钱二千八百四十四贯有奇,平江府常熟县每年与减一万贯,昆山、吴江县每年合与减发三千贯。

  自此诸路有陈情,亦优减不一矣。

  叶应诏条奏曰:“何谓一曰经总制钱之患?昔李宪经始熙河,始有所谓经制财用者,其後童贯继之,亦曰经制,盖其所措画,以足一方之用而已,非今之所谓经制也。方腊既平,东西残破,郡县事须兴复,陈亨伯以大漕兼经制使,移用诸路财计,其时所在艰窘,无以救急,故减役钱,除头子,卖糖酵,以相补足。

  靖康召募勤王兵,翁彦国以知江宁兼总制,括民财以数百万计,已散者视若泥沙,未用者弃之沟壑。维扬驻跸,国用益困,吕颐浩、叶梦得实总财事,四顾无策,於是议用陈亨伯所收经制钱者。其说以为征商虽重,未有能强之而使贩,卖酒虽贵,未有能强之而使饮。若头子之类,特取於州县之馀,而可供猝迫之用。梦得号为士人,而其言如此,盖办目前者不暇及远,亦无怪也。然其所取,止於一二百万而已。其後内则为户部,外则为转运使,不计前後,动添窠名。黄子游、柳约之徒,或以造运船,或以供军兴,递添酒税,随刻头子,赵鼎、张浚相继督师,悉用取给。而孟庾以职事之重,当总制之名,耆户长、壮丁雇钱始行起发,役法由此大坏。二制并出,色额以数十计。州县之所趁办者,本不过数条,瓜剖棋布,皆以分隶,一州则通判掌之,一路则提点刑狱督之,胥吏疲於磨算,属官倦於催发。酒有柳运副、王祠部、都督府二分本柄,亏折官本;茶有秤头、息、油单、压面;商税有增添七分,免役有一分宽剩;得产有勘合,典卖有牙契。至於後也,僧道有免丁,截拨有糜费。故酒之为胜也,几至於二百;头子之去贯也,至於五十六。而其所收之多也,以贯计者至於千七百万。凡今截取以畀总领所之外,户部经常之用,十八出於经、总制。士方其入仕,执笔茫然,莫知所谓,老胥猾吏,从旁而嗤之。上之取财,其多名若是,於是州县之所以诛求者,江、湖为月椿,两浙、福建为印板帐,其名尤繁,其籍尤杂。上下焦然役役以度日月者,五十年於此。向之学士大夫,尤有知其不善,叹息而不能拯;今之新进後出者,有智者惊,有勇者奋,视两税为何物,而况远及先王贡赋之法乎!臣尝计之,自王安石始正言财利,其时青苗、免役之所入,公上无所用,坊场、河渡、免行、茶汤、水磨、堆垛之额,止以给吏禄而已。前有薛向,後有吴居厚,可谓刻薄矣。蔡京继之,行钞法,改钞币,诱赚商旅,以盗贼之道利其财,可谓甚矣。然未有收拾零细,解落贯陌,饮人以不赀之酒,其患如经、总制之甚者。盖王安石之法,桑弘羊、刘晏之所不道;蔡京之法,又王安石之所不道;而经、总制之为钱也,虽吴居厚、蔡京亦羞为之。至其急迫皇骇,无所措其手足,则虽绍兴以来号为名相如赵、张者皆安焉,又以遗後人。而秦桧权忮劫胁一世而出其上,及其取於弃馀琐屑之以为国用者,是何其无耻之至是也哉!故总制钱不除,一则人才日衰,二则生民日困,三则国用日乏。陛下诚有意加惠天下,以图兴复,以报仇怨,拔才养民,以振国用,在一出令而已。”

  又曰:“何谓人才日衰?本朝人才所以衰弱不逮古人者,直以文法繁密,每事必守程度,按故例,一出意则为妄作矣。当其风俗之成,名节之厉,犹知利之不当言,财之不当取,盖处而学与出而仕者虽不能合,而犹未甚离也。今也不然,其平居道先古,语仁义、性与天道者,特雅好耳,特美观耳,特科举之馀习耳。一日为吏,簿书期会迫之於前,而操切无义之术用矣,曰‘彼学也,此政也’,学与政判然为二。县则以板帐、月椿无失乎郡之经常为无罪,郡则以经、总制无失乎户部之经费为有能而已矣。夫置守、令、监司以寄之人民社稷,其所任必有大於此者,而今也推是术以往,风流日散,名节日坏,求还祖宗盛时,岂复可得!

  是则人才日衰者,经、总制钱使之也。何谓生民日困?俗吏小人之说,必曰‘经、总制钱者,朝廷所以取州县之弃馀,而板帐、月椿,各自以力趁办,其於民固未尝明加之赋敛也,赢缩多少,惟人而已’,臣请以事验之,知州去民尚远,而知县去民最近者也。月椿、板帐,多者至万缗,少者犹不下数千缗。昔之所谓窠名者,强加之名而已,今已失之,所以通融收簇者,用十数爪牙吏,百计罔民,日月消削。盖昔之号为壮县富州者,今所在皆不复可举手,今之所谓富人者,皆其智足以兼并,与县官抗衡,及衣冠势力之家在耳。若夫齐民中产,衣食仅足,昔可以耕织自营者,今皆转徙为盗贼饿死矣。若经、总制不除,州县破坏,生民之困未有已也。何谓国用日乏?今岁得缗钱千五百万,昔三代及汉、唐不能进焉,所以裕国也,而何乏之敢言?陛下知夫博者乎?其骤为孤注,与不博而丐其赢之一二者,皆其本先竭者也。为国有大计,自始至末,必有品节条章,岂有左右望而罗其细碎不收之物?且均之为朝廷出纳也,又从而刻削其头子,卖酒取数倍之息,若此者犹可以为国乎?使国不贫,宜不至此,既至此矣,何以能富?故经、总制钱不除,则取之虽多,敛之虽急,而国用之乏终不可救也。今欲变而通之,莫若先削今额之半,正其窠名之不当取者罢去。然後令州县无敢为板帐、月椿以困民,黜其旧吏刻削之不可训诲者,而拔用恻怛爱民之人,使稍修牧养之政。其次罢和买,其次罢折帛,最後议茶盐而宽减之。若此,则人财不衰,生民不困矣。夫财用之所以至此者,兵多使之也。财与兵相为变通,则兵数少而兵政举,若此则国用不乏矣。陛下岂有爱於多财多兵哉,直未得其所以去之之道耳!一举而天下定,王业之所由始也。”

  右经总制、月椿、板帐等钱所取,最为无名。虽曰责办州县,不及百姓,然朱文公尝论其事,以为“自户部四折而至於县,如转圜於千仞之坂,至其址而其势穷矣。县何所取之,不过巧为科目,以取之於民耳,而议者必且以为朝廷督责官吏补发,非有与於民也,此又与掩耳盗钟之见无异,盖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,特藉此说以诖误朝听耳。”此至当之论。昔太史公论桑弘羊之善理财,以为民不加赋而上用足,而司马温公谓其不过设法阴夺民利。然弘羊所谓理财,若盐铁,则取之山泽也;若酒酤,均输、舟车之算,则取之商贾逐利者也。盖山海天地之藏,而商贾坐笼不赀之利,稍夺之以助县官经费,而不致尽倚办於农田之租赋,亦崇本抑末之意。然则弘羊所为,亦理财之良法,未可深訾也。至後世则若茶盐,若酒酤,若坑冶,若商税,官既各有名额以取之,未尝有遗利在民矣,而复别立窠名,以为取办州县,所敛不及民,将以谁欺?此水心所以言非惟桑弘羊、刘晏所不道,虽蔡京、吴居厚之徒亦羞为之者是也。盖宋承唐之法,天下财赋除其供辇送京师之外,馀者并留之州郡。至於坊场、坑冶、酒税、商税,则兴废增亏不常,是以未尝立为定额。其留州郡者,军资库、公使库、系省钱物,长吏得以擅收支之柄。景德以来,虽屡有拘辖此算之令,然祖宗法度宽大,未尝究竟到底。

  熙、丰以後,驱磨方密,然又有青苗、助役、市易、免行等项钱物,则州郡所入,亦复不少。过江以来,军屯日盛,国用大困,遂立经、总制等窠名以取之,虽曰增征商之羡馀,减出纳之贯陌,而亦所以收州县之遗利也,然倥亻之际,不暇审订,故不量州军之力,一例均抛,而额之重者不可复轻,督迫之馀,州县遂至别立苛横之法,取之於民。绍兴讲和以後,至乾、淳之时,诸贤论之屡矣,如赵丞相所奏,及水心应诏所言,最为详明。然言其弊而不思所以革弊之方,则亦未免书生之论。盖经、总制等窠名皆起於建炎、绍兴,而彼何如时也?强敌压境,岁有荐食吞噬之谋;翠华南巡,未知税驾息肩之所。兵屯日盛,将帅擅命,而敌之功无岁无之,固非计财惜费之时,则何暇为宽征薄敛之事?隆兴再讲和好之後,国势稍张,敌患亦息。虽曰诘戎兵、讨军实,不当废弛,然文物礼乐既已粲然承平之旧矣,则无名之征、权宜之法,岂不可讲求而蠲削之?议者必曰钱数目浩大,而科取各有去著,未易尽捐。然酒价、牙契之利可以增羡,则当於坊场要闹之地、人物殷实之处而明增之,不当例立此法,而使州县之凋弊无措者,不免别赋於民以取足也。官员请俸之给可以克除,则当视其员之太者、俸之太优者而明减之,不当留头钱而使士大夫之受俸於官者,不免有曰惠而实不至之讥也。州郡椿留之财赋可以收取,则当择其郡计之优厚者,於留州钱内明增上供,而凋弊之郡则不复责取。如此考明白之後,则正其名色曰某郡酒坊、牙契钱增羡几何,某郡增解户部上供钱几何,诸州减除官俸钱几何,按期申解而尽削经总制、月椿、板帐之名,则是三者之名已去,而三者之利未尽捐也。其未尽捐者,明以增课、减俸等项之所得起解。而其名既去,则州县不得借凿空取办、挨那不敷之说,而违法取财以困民,上下之,岂不两利?盖天下之财皆朝廷之财,遮藏讳避而暗取之,固不若考核名实而明取之。且使牙契、酒坊增羡等项既明属版曹,则异日或有趁办不行之处,亦未尝不可明致蠲减之请。今朝廷之所以取之州县者,曰经总制、月椿、板帐钱也,而州县之所藉以办此钱者,曰酒坊、牙契、头子钱也。或所取不能及额,则违法扰民以足之,曰输纳斛面、富户词讼、役人承替、违限科罚之类是也。上下之,名目各不吻合。州县以酒坊、牙契不办诉之版曹,则朝廷曰“吾所取者经、总制钱而已,未尝及此”,则不知其实取此以办彼也。百姓以斛面、罚钱等事诉之朝廷,则州县曰“吾以办经、总制钱而已,未尝入已”,而不知上取其一而下取其十也。互相遮覆,文不与而实与,百姓如之何而不困?固不若大行核实,择其可取者正其名,而使不失经常之赋;其不应取者,削其名而可绝并缘之奸,岂非经久之计!寿皇英主,乾、淳贤俊满朝,而计不及此,惜哉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