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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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后汉纪校注    

作者: 《后汉纪校注》袁宏撰(晉) 周天游校注 | 来源: 汉典古籍 | 查看: 0次 | 打开书架 | 选字释义

前言

  一、袁宏字彥伯,東晉陳郡陽夏(今河南太康)人。晉成帝咸和三年(公元三二八年)出生于一個世族家庭。他的七世祖袁滂曾任東漢靈帝時的司徒,六世祖袁渙任過曹魏的郎中令,其後「袁氏子孫世有名位」。然而在袁宏年少的時候,其父臨汝令袁勖去世,家道因之中衰,他不得不以運\租自業。由于一個偶然的機遇,袁宏以他的詠史詩受到謝尚的賞識,故于謝尚任安西將軍、豫州刺史時,特聘其參議軍事,從此踏上仕途。以後遷任大司馬桓溫府記室,因桓溫重其文筆快捷典雅,遂專綜書記。但是袁宏不滿意桓溫的專橫跋扈和圖謀\篡逆,因而于著文或談論中,多次冒犯桓溫,故「榮任不至」。直到桓溫死後,袁宏才由吏部郎出任東陽郡太守。不久,即于晉孝武帝太元元年(公元三一六年)病死在任所,時年四十九歲。

  袁宏一生寫下詩賦誄表等計三百餘篇,其中膾炙人口的則有東征賦、北征賦和三國名臣序贊。當時,王珣嘗發出「當今文章之美,故當共推此生」的感慨。所以袁宏是以「一時文宗」而著稱於世的。唐代撰修晉書時,仍將他列入文苑傳。但是袁宏的主要成就并不表現在文學方面,而是反映在他的史著中。除了久已散佚的竹林名士傳外,後漢紀是他流傳至今的唯一精心史作。

  後漢紀仿荀悅漢紀而寫,是一部出色的編年體斷代史。其書共三十卷,約二十一萬多字。所載起自王莽末年的農民大起義,迄於曹丕代漢,劉備稱帝,記述了東漢二百餘年的興衰史。後漢紀的成書要早于范曄後漢書五十餘年,是現存有關東漢史史籍二大部中的一部。正如當年袁宏往往被人視作文章家而不是史學家一樣,後漢紀長期以來一直未能受到應有的重視,不能不令人為之惋惜。  二、魏晉時期,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銳。在戰亂頻仍、政局變幻莫測的形勢下,有的人為了給統治者提供歷史的鏡鑑,探求削平亂世的靈丹妙藥;有的人在仕途得意之際,為了顯示自己的才華以邀寵信;有的人在仕途失意之後,退而著述以寄托情懷,因而湧現出大量的史書。這些著史者大多出身于魏晉名門,為了昭明世系,炫耀門庭,在追溯士族源流之際,又多以東漢史作為其畢生努力之目標。在袁宏著作後漢紀的前後,有關東漢史的有影嚮的著作,就有謝承的後漢書、薛瑩的後漢記、司馬彪的續漢書、華嶠的漢後書、謝沈的後漢書、張瑩的後漢南記、袁山松的後漢書(以上紀傳體)和張璠的後漢紀(編年體)。這些著作主要都取材于東漢時斷斷續續修撰而成的東觀漢記,但在取材的精疏、史識的高下、文筆的優劣、體例的純駁、篇幅的繁簡各個方面,都表現出明顯的差異。袁宏不滿意他所見到的諸種後漢書,于是發憤披閱資料,重加釐訂,歷時八年之久,終于撰成了後漢紀。其取材不可謂不富,撰述不可謂不勤,與主要是刪削漢書而成漢紀的荀悅相比較,他所遇到的困難要多得多,所付出的努力也大得多,因而所取得的成就也更顯得寶貴。

  在魏晉時撰成的東漢史著中,後漢紀碩果僅存,絕非偶然。

  首先,袁宏几乎蒐集了當時有關東漢史的所有材料,在吸取諸書精華的基礎上,刪繁補缺,糾謬釋疑,反復修改,不憚其煩,故能取得「比諸家號為精密」的評價。即使在後漢紀初稿流傳後,袁宏發現張璠紀所言漢末之事,頗有可採,就又及時補充進來,使後漢紀關於漢末的記載,不僅遠遠超過同時代的諸家後漢書,而且連晚出的范曄後漢書也不如其翔實。  其次,袁宏採用左傳的史法,以漢紀作范本,完成了又一部便于觀覽而又詳略有體的編年體斷代史,在當時紀傳體如林的史界中,別開一番洞天,因而也就受到許多學者的重視。

  然而清王鳴盛于十七史商榷中言:「宏所採亦云博矣,乃竟少有出范書外者,然則諸書精實之語,范氏摭拾已盡。」這就是說,范書是諸家後漢書的總結性之作,要想弄清東漢歷史,只要有范書就足夠了,而包括袁宏後漢紀在內的其他諸家後漢書,已沒有什麼參考價值。這一觀點確實代表了不少學者的看法。但是事實并非如此。

  范書博大精深,許多成就確非袁宏後漢紀所能企及。但是袁紀一則早成于范書五十多年,不少方面更接近於原始材料,因而史料價值不僅不低於范書,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要高於范書。二則袁紀的精實之語,也并非全被范書所吸取,「其中多有范氏所刪取而不盡錄者」,往往可以訂正范書的謬誤和補充范書的不足。

  如魯丕舉賢良方正對策、尚敏陳廣學校疏、張衡和馬融的陽嘉二年京師地震對策、朱寵與鄭凱論潁川士人,以及明、章二帝的某些詔文,均不見於范書。其他與范書各有詳略的情況則更多。如卷二十引朱穆奏記中有一段范書即失載,其文曰:「河內一郡,嘗調縑素綺縠纔八萬餘匹,今乃十五萬匹。官無見錢,皆出于民。民多流亡,皆虛張戶口,戶口既少,而無貲者多,當復割剝,公賦重斂。」對了解東漢中期統治者的橫征暴斂及其惡果很有幫助。

  再如馬續補撰班固漢書七表及天文志之事,有關佛與佛學思想在漢時傳播的情況,有關朱寵生平和鄧禹子鄧股的事跡,均賴袁紀而得以保存下來。  此外,袁紀(一)可以訂正范書的時間之誤,如建武十一年光武帝幸南陽的月份、建寧元年九月朱瑀盜發竇武奏疏的日子,通鑑都舍范書而從袁紀。(二)可以訂正范書地名之誤,如和帝系葬于順陵而非慎陵,劉攽即據袁紀以糾正范書及李賢注的錯誤。(三)可以訂正范書謚號之誤,如舂陵考侯當是孝侯之誤。(四)可以訂正范書姓名之誤,如寒朗當作寋朗。(五)可以訂正范書職稱之誤,如樂松非任中常侍而是侍中。(六)可以訂正范書史實之誤,如田況非敗於赤眉,而是赤眉戰敗,不得不轉入青州。如此等等,不一而足。

  正如王銓所說的那樣,「讀荀袁之紀,如未嘗有班范之書;讀班范之書,亦如未嘗有荀袁之紀也。各以所存,自達於後也」。范袁二書各有其不可泯滅的史料價值,不可有所偏廢。清惠棟後漢書補注之所以能取得較大成就,就與大量利用袁紀的材料以考訂范書有關。

  不僅如此,袁紀還保存了東觀記天文志、五行志及西域傳佚文十五條,華嶠書之論四條。既讓我們能更多地窺知這些佚書的原貌,也推翻四庫館臣關於東觀記天文志已全闕的舊說。

  無怪劉知幾曰:「世言漢中興史者,唯范、袁二家而已。」這一書一紀,相得益彰,以袁紀配范書,符合事實,絕非溢美之辭。

  顯而易見,袁宏後漢紀這座有待進一步發掘的史料寶庫,是研究秦漢史必不可少的重要典籍。

  三、後漢紀在史學上也頗具特色,有所創新。

  首先,袁宏在荀悅「通比其事,例系年月」寫作方法的基礎上,進一步發展為「言行趣舍;各以類書」的撰述方法,以達到「觀其名跡,想見其人」的目的。

  袁宏的「類書」,歸納起來有以下二種形式:

  其一,把某人的某一品德,因類舉事,末尾概括為「某某皆此類也」的品題式結語。如寫王丹,則曰「其高抗不屈皆此類也」;寫朱暉,則曰「其信義慎終皆此類也」;寫樂恢,則曰「其不念舊惡,恥交進趣,皆此類也」;寫周舉,則曰「其公亮不撓皆此類也」。  其二,把時代相近而德行類似的人放在一起寫。如卷五類書嚴光、周黨、王霸、逢萌等所謂隱士;卷十一類書江革、毛義、薛苞等所謂孝子;卷十九類書任峻、蘇章、陳琦、吳祐、第五訪等所謂良二千石;卷二十二類書徐稚、姜肱、袁閬、韋著、李曇等所謂五處士。

  而在卷二十二中,袁宏于敘述郭泰事跡的同時,涉及仇香、袁閎、黃憲、茅容、魏昭、孟敏、左原、黃元艾、賈子序等多人,文末概括以「其弘明善惡皆此類也」,「其善誘皆此類也」,接著又進一步類書與泰齊名的仇香、黃憲、陳寔三名士。于此袁宏合二形式為一,全文長達四千餘字,所敘人物一個個活龍活現,頗有傳神之筆。

  自然上述方法處理得當,可以開拓編年史體的容量,使作者認為足以為法式的言行,更為集中地表達出來,給讀者以強烈的感染。然而用之過度,則亦往往造成體例的不純,連綴而出的名人小傳,使編年史的特點為之減色。而袁宏喜歡品題人物,這種誇誇其談的名士作風,也使他所推崇的人物偶象化、概念化,常由此導致寫作的失敗。于是,「類書」的成功也就與失敗相伴隨,既矛盾而又不可分割地反映在他的後漢紀中。

  其次,袁紀詳略有體,重點突出。他分別以八卷和六卷的篇幅敘述了東漢始建國和漢末紛亂的歷史。兩個時期各有眾多的人物登場,事件也千頭萬緒,錯雜紛紜。而袁宏宛如一個傑出的導演,把眾多的人物和複雜的事件安排得井井有條,真正做到事繁而不亂,文約而不漏,其駕馭史料的能力令人驚歎。其中關于赤壁之戰的描述,主要通過周瑜、諸葛亮、孫權三人的慷慨陳辭,展現了三位政治家的非凡膽略和遠見卓識,最終以「曹操與周瑜戰於赤壁,操師大敗」一句收尾,文字洗練,語言生動,寓大戰勝負於談笑縱論之中,袁宏的文才于此得到高度的發揮。它為司馬光寫赤壁之戰,提供了良好的先例。  這二部分是袁紀的精華所在,也是最堪補正范書不足之所在。

  再則,袁紀很注重論贊,全書之論共計五十五條(包括所引華嶠論四條),最長的達一千零三十四字,最短的四十一字,一般都在三百字上下,共計約一萬七千字左右,占全書篇幅的十二分之一,為歷來史書所僅見。

  固然,袁宏之論以名教觀為核心,多迂腐陳舊之說,是魏晉士族腐朽世界觀的一個縮影。劉知幾批評他「務飾玄言,玉卮無當」,可謂一針見血!與荀悅尚能從經濟方面探求動亂之由,還知道重民務實相比較,他的名教觀可以說毫不足取。

  但是,凡事不可一概而論,撇開其名教觀,其中也間有佳篇。

  如袁宏紀卷二十二論風俗變遷,上下縱貫近千年,筆勢放縱,較客觀地反映了從春秋至漢末之風俗變遷的概貌。被後人推崇的范曄黨錮列傳序,其中兩漢風俗部分,實取資於袁紀。

  另外,如他肯定學術分歧,自古已然,天下之事,不必相襲,主張諸子百家,各存其說,不必強求整齊劃一,并提出「道明其本,儒言其用」的觀點,也非一般俗儒所能言及。又如他指斥讖緯之虛妄,還借用賈誼之言,主張禮制非天之所設,乃人之所為,不修則壞,損益宜隨時,其強調人為的作用和順應時代而改革的看法,無疑是可取的。同時他又主張神道設教,在非人力所能解難釋疑的時候,當借助鬼神的力量來應變適會。他說:「神實聰明正直,依人而行者也。」可見,袁宏并不把神看作是一種值得敬畏而不可捉摸的東西,他更強調人的作用,把神道作為人道的必不可少的輔助手段,比起迷戀天人感應及圖緯讖記的神學家來,袁宏更少一些迷信色彩,更多一點實用主義。

  不難看出,袁宏後漢紀是一部可與荀悅漢紀相匹敵的編年體斷代史代表作,是研究中國古代史學史不可忽視的重要課題。

  四、袁宏後漢紀的流傳幾經波折,不絕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