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水经》云：“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。”郦元以为下临深潭，微风鼓浪，水石相捕，声如洪钟。是说也，人常疑之。今以钟磬置水中，虽大风浪不能鸣也，而况石乎！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，得双石于潭上，扣而聆之，南声函胡，北音清越，木包止响腾，余韵徐歇。自以为得之矣。然是说也，余尤疑之。石之铿然有声者，所在皆是也，而此独以钟名，何哉？
元丰七年六月丁丑，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，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，送之至湖口，因得观所谓石钟者。寺僧使小童持斧，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。硿硿焉，余固笑而不信也。至莫夜月明，独与迈乘小舟，至绝壁下。大石侧立千尺，如猛兽奇鬼，森然欲捕人；而山上栖鹘，闻人声亦惊起，磔磔云霄间；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，或曰此颧鹤也。余方心动欲还，而大声发于水上，噌吰如钟鼓不绝。舟人大恐。徐而察之，则山下皆石穴罅，不知其浅深，微波入焉，涵淡澎湃而为此也。舟回至两山间，将入港口，有大石当中流，可坐百人，空中而多窍，与风水相吞吐，有窾坎镗鞳之声，与向之噌吰者相应，如乐作焉。因笑谓迈曰：“汝识之乎？噌口者，周景王之无射也，窾坎镗鞳者，魏庄子之歌钟也。古之人不余欺也！”
事不目见耳闻，而臆断其有无，可乎？郦元之所见闻，殆与余同，而言之不详；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，故莫能知；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，此世所以不传也。而陋者用以斧斤考击而求之，自以为得其实。余是以记之，盖叹郦元之简，而笑李渤之陋也。
题记：这是篇带考辨性的游记，其中固然有以生动的比喻、形象的拟、亲身的感受写景状物；同时还有在此基础上生发而出的雄辩的驳论，透辟的说理。全文如行云流水，文理自然，姿态横生，很能代表苏轼散文文、情、理并茂的特点。
作者在文中强调耳闻目见进行实地考察的重要，反对主观臆断，草率盲从，这是科学的、重调查研究的态度。但是也流露出封建士大夫沾沾自喜于一得之见（也表现在他对渔工舟师师的轻视上）的弊病。后人也有以山上有洞，形如覆钟非议他的。如清俞樾在《春在堂随笔》卷七中记载他的亲家彭雪琴侍郎曾“语余云：湖口县钟山有二，一在城西，滨鄱阳湖，曰上钟山，一在城东，临大江曰下钟山，下钟山即东坡作记外。……余居湖口久，每冬日水落，则山下有洞蜒如龙，峭壁上皆枯蛤粘著，宛然鳞甲。洞中宽敞，左右旁通，可容千人。最上层，则昏黑不可辨，烛而登，其地平坦，气亦温和，蝙蝠大如扇，夜明砂积尺许。旁又有小洞，蛇行而入，复广，可容三人坐，壁上镌‘丹房’二字，且多小诗，语皆可喜……盖全山皆空，如钟覆地，故得钟名。上钟山亦中空，此两山皆当以形论，不当以声论。东坡当日，犹过其门，而未入其室也。”早在明嘉靖二十五年（1546）罗洪先生在《念庵罗先生文集》卷五《石钟山记》中就得出过这样的结论。他们于冬春江水下落时，进山调查，得出正确的结论，而苏轼在农历六月，江水上涨、山门被淹时探山，未能进山深入考察，结论难免片面。尽管如此，他的《石钟山记》仍不失不为一篇景、情、理俱佳的杰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