孟子曰：“王者之迹熄而《诗》亡，《诗》亡然後《春秋》作。”自春秋迄战国，又数百年，於是屈子兴於南服，作为《离骚》、《九歌》、《九章》之属，以上继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之音，其徒宋玉之徒和之，号为《楚词》。遭秦灭学，旋废其业。汉兴，《大风》、《秋风》之作，振起於上，於是小山《招隐》之词，《惜誓》、《九谏》、《九怀》、《九叹》之什，群然并作，王逸审定其旨，并列《骚》学。而司马相如、扬雄又沿其流，作《子虚》、《上林》、《羽猎》、《长杨》诸赋；东都班固、张衡继之，而《两都》、《两京》等赋出焉。要其敷陈直叙，不失古人讽谏之意，故班固之《两都赋序》曰：“赋者，古诗之流也。”自时厥後，赋学渐棼，沿及梁、陈、隋、唐，又有古赋、律赋之别，而赋遂与《诗》、《骚》不相比附矣。五言之兴，或云始於苏、李与《十九首》。梁昭明太子选《十九首》，系以无名氏。徐陵《玉台集》，分其中六章为枚乘作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则云：“孤竹一篇，傅毅之词。”是《十九首》中，东西两都，并有其人，而枚乘在陵、武之前，又不得云始於苏、李也。大抵汉之五言，其意委曲详尽，其词抑扬宛转，工於比兴，切近事情，犹有十五《国风》之遗焉。然自唐山夫人有《安世房中歌》，而武帝立乐府采诗，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，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之音已备。盖《房中歌》意拟《周南》，而义则取诸《文王之什》，是《大雅》之遗也。《郊祀十九章》学《颂》，《铙歌十八曲》学《小雅》，其馀《相和曲》、《清调》、《平调》、《瑟调》、《舞曲歌词》，皆《风》之遗也。故自汉以来，乐府而外，凡学士大夫之作，别作徒诗，殆其音节与丝竹不相调欤？蜀汉之际，魏、吴并立，而曹氏父子擅制作才，子建尤为杰出，多借乐府题以歌咏时事。其时孔融、王粲、徐、刘桢、陈琳、阮、应群相景附，谓之“建安七子”。自後言诗者，奉为大宗。魏既篡汉，晋旋代魏，典午之世，阮嗣宗之《咏怀》，其遗音也。及金陵既下，混一晋统，而陆氏机、入洛，与张华兄弟齐名，时称“二陆三张”。而傅玄、潘岳，并擅时誉，然文采徒存，性真不附，诗道至此少衰。惟太冲《咏史》，景纯《游仙》，刘琨伤乱，颇能振兴。迄陶公降公，以西山之节，师柳下之行，不激不随。超然闲淡，时时歌咏其性情，而真诗以出，风雅之盛，复媲於建安矣。刘宋之夺晋祚也，晋臣谢灵运入焉，与其从叔公混、从弟惠连、瞻并名於时。其诗长於游山，刻画点缀，备极神妙。而颜特进、鲍参军各以其能著。参军之拟古诸作，实足与谢相伯仲，故後世并称鲍、谢。及玄晖继起於齐，又有大小谢之称。梁继齐统，何逊、沈约、范、任、江淹、柳恽、吴均一时并起。诸子之才，水部为冠。休文审定音韵，特标五声八病，遂为律诗滥觞。自後陈有徐陵、阴铿，北周有王褒、庾信。迨隋一南北，炀帝以英鸷之才，与群臣唱和；而越公杨素尤为挺出，薛内史虽负盛名，非其伦也。盖自谢氏游山，体尚排偶，词工雕绘，虽在彼为之，弥见古朴，而由此日趋日下，性情愈隐，至陈极矣。迄於隋，其後古之一机乎？盖三汉、六朝之大略如此。其间柏梁之会，实肇七言，乐府中或杂其体。自参军拟《白》、《行路难》，始有专家。梁、陈以下，始有继起，要亦无足称者。唐承六代之馀，崇尚诗学，特命词臣定律诗体式，制科以此取士。贞观之际，王、杨、卢、骆号称四杰，其诗多尚旧习。陈、杜、沈、宋继之，格律渐高。而陈拾遗尤为复古之冠，其五言古诗，原本阮公，直追建安作者。自後曲江继起，浸浸称盛。开元、天宝之际，笃生李、杜二公，集数百年之大成。太白天才绝世，而古风乐府，循循守古人规矩；子美学穷奥，而感时触事、忧伤念乱之作，极力独开生面。盖太白得力於《国风》，而子美得力於《大》、《小雅》，要自子建、渊明而後，二家特为不祧之祖。其辅二家而起者，有王维、孟浩然、高、岑参、李颀、王昌龄、刘虚、裴迪、储光羲、常建、崔颢诸人。而元结又有《箧中集》一选，集沈千运、王季友、于逖、孟卿、张彪、赵微明、元融七人之作，都为一卷，其诗直接汉人。故论诗者至开、宝之世，莫不推为千载之盛也。大历而後，风格渐降，独韦应物以古诗称於是。其诗专师陶公，兼取谢氏，前人所谓“发纤於简古，寄至味於淡泊”，气象近道，盖卓乎不为时域者也。其扬王、孟之馀波者，刘长卿犹不失雅正，而钱起次之。钱起与耿、卢纶、韩、李端、司空曙、吉中孚、苗发、崔峒、夏侯审并称“十才子”。然十子之中，不无利钝，而足与钱、刘相羽翼者，惟郎士元、李嘉、皇甫冉兄弟。贞元、元和之际，韩文公崛起，以天纵逸才，为起衰钜手，诗继李、杜之盛。而柳子厚独传《骚》学，亦宗陶公，五言幽澹绵邈，足继苏州，故世并称曰“韦、柳”。辅韩文公而起衰者，孟郊东野也；与柳州称契者，有刘禹锡焉。其他元白、张、王之乐府，卢仝、李贺、刘叉之诡怪，姚合、贾岛之艰僻，非不瑰奇伟丽，卓然成家，然於此道中别辟一境，遂为旁门小宗矣。太和、会昌而下，诗教日衰，独李义山矫然特出，时传子美之遗；特用事过多，涉於浓滞，或掩其美。次则杜牧之律体，寓扌幻峭以矫时弊，犹有健气。义山与温庭筠、段成式并为西昆体，然温非李俦也。其馀皮、陆、许浑、马戴、赵嘏、韦庄、罗隐、唐彦谦诸人，虽间有逸韵，靡靡无足观；降而韩之《香奁》，风益下矣。盖终唐之世，称大家者，以李、杜、韩三家为宗。古诗之得正音者，陈、张、韦、柳四家为宗，而元结、沈千运诸人为辅。律诗之称正音者，王、孟二家为宗，而高、岑、钱、刘诸人为辅。此唐诗之大较也。若夫唐人乐章，多尚铺张，不若柳子厚之《唐雅》二篇、《铙歌》十二曲，为足追古作者。而乐人所歌，又在诸名人绝句，如王之涣之《凉州词》、王维之《阳关三叠》，其尤著者。其他朝庙应制诸诗，体崇钜丽，固以唐初前後四子及燕、许诸人为正云。唐风既衰，五代干戈之际，作者寥寥。宋初国祚虽定，文采未著，学士大夫家效乐天之体，群奉王禹为盟主。其後杨亿、刘筠辈崇西昆，专取温、李数家，摹仿於字句俪偶之间。及欧阳公出，始知学古，与梅圣俞互相讲切。欧诗长篇多效昌黎，间取则於太白；梅则於唐人诸家，不名一体，惟造平淡。自此介甫、东坡相继而起，山谷晚出，而与东坡齐名。於元之际，又有张文潜、晁无咎兄弟相为羽翼，时称“苏门六君子”。东坡才大，汪洋纵恣，出入於李、杜、韩三家。山谷则一意学杜，精深峭拔，别出机杼，自成一格。吕本中尝作《江西宗派图》，以山谷为鼻祖，列陈师道、潘大临、谢逸、洪刍、饶节、僧祖可、徐俯、洪朋、林敏修、洪炎、汪革、李钅享、韩驹、李彭、晁冲之、江端本、杨符、谢、夏倪、林敏功、潘大观、何觊、王直方、僧善权、高荷，合二十五人，以为法嗣，谓其源流皆出豫章。然二十五人，以诗闻於世者，不过数人，其馀未有闻焉。南渡以还，气格卑约，独陆放翁超然特出。顾此数君子，皆以长句见长，至如五言，则必以梅宛陵为冠。次则末造之谢皋羽翱、严仪卿羽，犹存唐音。而《谷音》一集，多遗民逸士之作，足继《箧中》之选。他若永嘉四灵之专学姚、贾，又其别出者也。金、元之际，元遗山犹传东坡遗韵，次则刘迎差足羽翼。元初海内作者，推虞、杨、范、揭四人。道园自负其诗如“老吏断狱”，允为四家之冠。吴立夫莱後辈杰出，笔力实足抗衡。此外则赵子昂之清逸，萨天锡之工致，虽非正音，亦称能手。至杨铁崖以淹博艳丽之才，专学飞卿、长吉，作为乐府，怪僻诡异，诗道中又增一魔障矣。明代诗家，最为总杂。开国之初，青山刘文成以名世之英，出经纶之馀，形於歌咏。当其未遇，已见知於道园虞氏。道园称其“发感慨於性情之正，存忧患於敦厚之言，体制音韵，无愧盛唐”。次则吴中四杰高季迪启、杨孟载基、张来仪羽、徐幼文贲，并有倡始之功。而是时刘子高崧起於江右，孙仲衍ナ起於岭南，林子羽鸿起於闽中，又有张志道以宁、袁景文凯相继而作，可谓一时之盛。第旧体初变，扫除未尽，就中求其庄雅纯净诸体皆备者，其海叟乎？青丘才力虽大，歌行而外，他体不无元习；孟阳而下，抑又芜已。永乐以还，崇尚台阁，迄化、治之间，茶陵李东阳出而振之，俗尚一变。但其新乐府，於铁崖之外，又出一格，虽若奇创，终非正轨。嗣是空同李氏、大复何氏大声一呼，海内响应，又得徐昌祯卿、边华泉贡为之辅翼，称弘治四杰。继又益以康海、王九思、王廷相三人为七子，是为“前七子”。是时诗学之盛，几几比於开元、天宝，而李、何声价，当时亦不啻李、杜。七子之後，则有祥符高子业叔嗣，以深微妙婉之思，发温柔敦厚之旨，粹然一出於正。继之以皇甫子浚冲、子安氵孝、子循氵方、子约濂兄弟，并溯源於建安及潘、左、鲍、谢诸家，不失五言正音。此外如薛君采蕙、华鸿山察、杨梦山巍，虽才力或减数子，时有出入，亦其次也。嘉靖之初，李、何之风少熄，而王元美氏、李于鳞氏复扬其馀烬，与四溟山人谢榛及梁有誉、宗臣、徐中行、吴国伦结社为“後七子”，以振兴风雅为己任。当结社之始，称诗选格，并取定於四溟。其後议论不合，于鳞乃遗书绝交，而元美别定五子，遽削其名。又有“後五子”，“广五子”，“续五子”，“末五子”，广至四十子，而四溟终不与。其实馀子皆无足称，而七子之中，亦惟王、李、谢而已。前後七子，议论略同，其所宗法，皆在少陵以上，建安而下，唐以後书则置焉。其见非不甚善，特斤斤规仿，过於局促，神理不存。王、李之视李、何，抑又甚焉，故钱牧斋《历朝诗选》极力摈之。然而当诗教榛芜之日，其催陷廓清之功，亦何可少！至如昌徐氏选择精融，纯乎唐音，皇甫兄弟独见推奖，王敬美亦携与高按察并称，谓“更千百年，李、何尚有废兴，二家必无绝响”，论斯允矣。即四溟今体，工力深厚，不愧能手，又何可以“七子”而讥之也？自是以後，诗学日坏，隆、万之际，公安袁氏，继以竟陵锺氏、谭氏，《诗归》一出，海内翕然宗之，而三汉、六朝、四唐之风荡然矣。其间非无卓然不惑，如归季思子慕、高景逸攀龙、李伯远应徵、区海目大相、谢在杭肇氵制、曹能始学诸君子者，力持风气，然淫哇之教，浸人心术，论诗之害，未有烈於斯时者也。及陈卧子子龙夺奋臂大呼，少一转变，论者犹以其不离“七子”面目为憾。然大雅举止，与侏儒之拜舞何如也？至岭南屈翁山大均，五言直接太白，而陈元孝恭尹辅之，而有明一代之诗，至此终焉。盖诗以言志，自《虞书》发其义，而《三百篇》穷其奥。汉人去古未远，创为五言，所作犹古风，故後之学者，以得五言为正。五言之转而七言，滥矣。五七言之弊而有律诗，抑又靡矣。然自能者为之，则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，而合於《虞书》言志之义。但或盛或衰，其出多歧，论者以为玩物丧志之资，作者第以为嘲风弄月之具，是以诗教愈隐，此皆沿其流而不知溯其源之故也。吾由汉迄明，其间得大宗五人焉：曰曹子建、陶渊明、李太白、杜子美、韩昌黎。其他支分派别，各有攸属。汇而一之，以为《诗学源流考》。

　　诗之宗派，即文之经纬。纷纷纶纶中，一线穿成，可谓金针度尽。而黜灵运於晋，不得并於陶；殿翁山於明，直上承乎李，尤为独具只眼。南丰赵勉斋识　　权衡诸家处，皆有来历，其文气充沛如江河。凡水之蓄泄分合，一以山石为体，而行乎自然，盖庶几大观也。涂南池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