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下之形势，视乎山川；山川之络，关乎都邑。然不考古今，无以见因革之变；不综源委，无以识形势之全。是书首以列代州域形势，先考镜也；次之以北直、南直，尊王畿也；次以山东、山西，为京室之夹辅也；次以河南、陕西，重形胜也；次之以四川、湖广，急上游也；次以江西、浙江，东南财赋所聚也；次以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，自北而南，声教所为远暨也；又次以川渎异同，昭九州之脉络也；终之以分野，庶几俯察仰观之义与！
地道静而有恒，故曰方；博而职载，故曰舆。然其高下险夷、刚柔燥湿之繁变，不胜书也；人事之废兴损益、圮筑穿塞之不齐，不胜书也。名号屡更，新旧错出，事会滋多，昨无今有，故详不胜详者，莫过于方舆。是书以古今之方舆，衷之于史，即以古今之名，质之于方舆。史其方舆之乡导乎？方舆其史之图籍乎？苟无当于史，史之所载不尽合于方舆者，不敢滥登也。故曰《读史方舆纪要》。
天地位而山川奠，山川奠而州域分，形势出于其间矣。是书以一代之方舆，发四千余年之形势，治乱兴亡，于此判焉。其间大经大猷，创守之规，再造之绩，孰合孰分，谁强谁弱，帝王卿相之谟谋，奸雄权术之拟议，以迄师儒韦布之所论列，无不备载。或决于几先，或断于当局，或成于事后，皆可以拓心胸、益神智。《书》曰：与治同道，罔不兴；与乱同事，罔不亡。俯仰古今，亦可以深长思矣。
禹平水土，主名山川。《职方》辨州，惟表山薮川浸。司马迁作《史记》，昔人谓其能言山川条列，得《禹贡》之意，班、范诸家所不逮。唐太宗因山川形便，分天下为十道。《六典》所载，犁然可观。是书亦师其意。两京十三司之首，皆列疆域、名山、大川、重险，俾一方之形势，灿列在前；而后分端别绪，各归条理，亦以详前人之所略也。
王者体国经野，于是乎有城邑。城邑定而方位列焉，缓急分焉，于是乎有山薮川浸。山川布而相其阴阳，察其险易，于是乎有关梁阻厄，为城邑之卫。自古及今，经理方舆者，不能异也。是书于两京十三司各郡邑中，皆以此为次第，从同者则以例附焉，所以便于考索也。
城邑、山川、关隘之属，有特见者，如专言某城某山是也；有附见者，如言某山而附以某山，言某川而复及某水是也；有互见者，如言某山而旁及于某川某关，言某关而旁及于某城某山是也。
《地理志》始于班固，最为雅驯。刘昭《补后汉郡国》，参入古今地名，为功不少，所惜微有缪误耳。《晋志》仅存郛郭，《齐志》略标形似。沈约《州郡》，详而未精，魏收《地形》秽而不备。《隋志》兼及梁、陈、齐、周，裨益颇多，而经纬未尽。刘句《唐志》略于天宝以后，欧阳氏略于天宝以前，功过不相掩也。《五代史。薛志》，曾见数条，较《欧志》颇胜。《欧志》无乃过略，与《宋志》详略失伦。辽金二《志》，《金志》差胜。明初《元志》缺漏，又在《宋志》之下也。是书参考沿革，大约本之正史，而他书所见，亦节取焉。虽然，秦汉城邑，其不可见于今者，盖什之二三。六朝以降，废置纷更，其不可见于今者，乃什之四五也。隋唐以来，边荒蛮落，时有兴革，其不可考者，亦什之一二矣。
从来沿革，有竟不入是书者。王莽篡汉，尽易天下郡县名号；侯景陷台城，契丹入汴，皆妄有改易之类是也。若夫晋弃中原，南北淆乱，州郡县邑，纷纭侨置，河南有广陵、丹阳之名，江渚有晋阳、太原之号；又疆埸战争，得失屡变，荒左依附，有无顿岐，循名责实，大都湮废。余力为考订，其引据不诬，义类可据者，悉为采入。至传闻互异，史氏浮靡史臣撰述，往往地属前朝，而讳从当代。如《晋书》《隋书》，皆讳虎为武，讳渊为泉之类，或地名相同而方域绝异，地名本异而里道正同，千里毫厘，未尝敢忽也。
古人著述，类皆慎重。《左氏传》析实白羽，夷实城父，慎之也。杜氏《释传》，或但曰鲁地、齐地，或竟曰地阙，不敢强为之辞也。盖寡陋之过小，缪戾之罪大。近世言方舆者，依据失伦，是非莫主；或一事而彼此相悬，一说而前后互异；称名偶同，漫为附会，传习不察，竟昧繇来；欲矜博洽之名，转滋缪戾之罪。余不敢妄为附和也。
方舆之书，自经史而外，彬彬成家者，魏晋以降，代有其人余辑《方舆书目》凡二卷，约千有余家。然自唐以前，传者绝少。由唐以迄宋元，可见者亦不过数家耳。《括地志》序于唐太宗，称其度越前载，然在宋时，已不可多得宋《崇文目》云：《坤元录》一本，即《括地志》。按杜氏《通典》，《坤元》与《简地志》并列，则非一书也。括，唐大历中讳曰简。其闻于世者，有江融、郑虔及贾耽之书，亦不可复见也。余尝读《元和志》，善其敷陈时事，条列兵戎，然考古无乃太疏。《寰宇记》自谓远轶贾、李之上贾耽、李吉甫，而引据不经，指陈多误。《纪胜》山川稍备，求其攻守利害则已迂。《广记》考核有余，而于形势险夷，则未尽晰也。《胜览》以下，皆偏于词章之学，于民物远犹无当焉。国家著作之材，虽接踵而出，大都取裁于乐史、祝穆之间，求其越而上之者，盖鲜也。
近代《一统》、《寰宇》、《名胜》诸志及《十三司通志》，余皆得见之。其天下郡县志得见者，十未六七也。局田野，无从搜集，间有已得其书，而时会且忤，未及采录，旋复失之者。故虽耳目流传之书，而阙略正不能免。虽然，形势详而名胜略如录衡山，而不载七十二峰之号；志太湖，而不及百渎七十二之名之类，中国详而四裔略，亦有边陲详而中土反略者。览者当得其大意，毋遽以闻见浅陋斥之，则几矣。 地利有错见于他条，而不载于郡邑之下者，有两说互异，而并存之者，疑以从疑也。
宋葛文康公曰：“记问之博，当如陶隐居，耻一事不知；记问之审，又当如谢安，不误一事。”世皆称胡氏注《通鉴》，见闻博而取舍精。然除口见于《水经注》，而误引蘧除水；万岁县见于《晋志》，而误改为延寿；他如永世未辨其在溧阳，定陵不知其近水。甚哉！著作之难也。要亦耳目偶遗，无关大故。余生而椎鲁，困穷失学，读书无多，自省多愧，偶有所见，误则正之，甚者削之，不敢妄为争辨，求胜于古人也。
高都、丹城，一城也，而误以为二。昭信、济阴、睢陵，一城也，而误以为三。云中、云州，胜州、东胜，夏州、灵夏，皆两地也，而误以为一。至于宛唐、死虎、虑、驴夷，字之讹也。居庸、翳翁，土军、吐京，声之变也。举一例余，类难悉数。每见近代诸志，一水一山，方位偶移，辄列为数处；千里百里，声称相似，则牵为一端。见闻日荒，义理日缪，安能与古人相上下乎？
六经而外，《左》《国》《史》《汉》，皆有诠释。古人散逸之书，见于古人援引者为多，是书悉为搜讨。至杜郑马三家之书，其言方舆，皆资采取，而杜氏尤长。王厚斋《玉海》一书，中所称引，类多精确。而《通释》一种，为功于《通鉴》甚巨，胡身之从而益畅其说，搜剔几无余蕴，余尤所服膺，故采辑尤备。 水道迁流，最难辨晰。河渠沟洫，班、马仅纪大端，而余史或缺焉。其详为之辞者，惟郦氏《水经注》，而杜佑甚病其荒缪。盖河源纡远，尚依《史》《汉》旧文，而江、汉以南，又皆意为揣测，宜其未尽审也。若其掇拾遗闻，参稽往迹，良为考古之助。余尝谓郦氏之病，在立意修辞，因端起类，牵连附合，百曲千回，文采有余，本旨转晦。使其据事直书，从原竟委，恐未可多求也。后世河防水利之书，作者相继。至于晚近，记载尤多，浮杂相仍，鲜裨实用余所见河防、海防、江防、水利、泉河、筹海诸书，不下十余种，惟潘氏《河防》、张氏《三吴水利》两书，差有可采。《川渎》一书，略仿《水经》之文，仰追《禹贡》之义，务期明确，无取辞费。
名山支山，山之大端也。其间有特峙者焉，有并峙者焉，连峙叠峙者焉山主分而脉本同，其间或起或伏。有突然独起者，有判然并峙者，有连接千百里，虽异名而实一山，又或一山而中包数山，一山而上起数山，诡异不可名状。经川支流，水之大端也。其间有汇流者焉，分流者焉，并流绝流者焉水主合而源各异，其间或合或离。有数流而汇为一川者，一川而散为数川者；有两川势敌，既合而并流数里，仍分二川者；有水性劲弱不同，清浊互异，绝流各出，竟不相通者，诡异亦不可名状也。蔡氏曰：“山本同而末异，水本异而末同。”丘氏曰：“山体阳而用阴，用阴故静而能深。天下之幽奇险奥，莫过于山也。水体阴而用阳，用阳故动而多变。天下之纵横恣肆，莫甚于水也。”此可以语山川之性情矣。 水之至浊者莫如河，故河最善决。北纪大川，漳水最浊。南条大川，汉水最浊。故漳、汉之水，亦多溃溢。水道既变，小而城郭关津，大而古今形势，皆为一易矣。余尝谓天至动，而言天者不可不守其常；地至静，而言地者不可不通其变。此亦一验也。
管子曰：“不知地利者，不能行军。”孙子曰：“地形者，兵之助。”晁错曰：“用兵临战，合刃之急者三，一曰得地形。”何承天曰：“山陵水泉，地阵也。盖地利之于兵，如养生者必藉于饮食，远行者必资于舟车也。《孙子》十三篇，大都推明地利，不特九攻九地之文而已。”李吉甫序《元和志》曰：“今言地利者，凡数十家。尚古远者，或搜古而略今；采谣俗者，或传疑而失实。至于丘壤山川、攻守利害，皆略而不书。此微臣所以精研，圣后所宜周览也自宋《寰宇记》以后，凡兵戎战守之事，皆略而不书。岂欲公之天下，如汉人所云，《史记》载山川险易远近，不当在诸侯王者乎。” 正方位，辨里道，二者方舆之眉目也。而或则略之，尝谓言东，则东南、东北皆可谓之东。审求之，则方同而里道参差，里同而山川回互。图绘可凭也，而未可凭；记载可信也，而未可信。惟神明其中者，始能通其意耳。若并方隅里道而去之，与面墙何异乎？ 前代之史易读，近代之史难读。司马公作《通鉴》，于《史》《汉》《三国》，采取最多，晋宋而降，则旁稽博考，参取成书。其正史所存，什或未能三四也。十七史以后，宋元二史，最为芜缪。《通鉴》续编，引蔓延流，开卷欲卧。《续纲目》因袭义例，稍成体裁，然而疏漏不少矣。近时史学益荒，方舆一家，尤非所属意。余尝谓五代以前，尚可据史以绳志；五代以后，又当据志以律史。盖志犹凭实，而史全蹈虚也。是书于宋元诸史，不能尽存，而近时闻见，尤用阙如。盖不欲以可据之方舆，乱以无稽之记载也。
储氏曰：“知古非难，知今为难。夫古不参之以今，则古实难用；今不考之于古，则今且安恃？”自世庙以来，黄河决塞，朝暮不常，边塞震惊，出入无候，至于倭夷突犯，流毒纵横；盗贼乘衅，播恶未已。其间城堡之覆败，亭障之消亡，村落之涂炭，留心民社者，不忍委于不知也。知之亦必考前人之方略，审从来之要害，因时而发，择利而行，弭灾消患，不虞无术耳。然则真能知古而知今，正不难矣。
编户多寡不同，大约以嘉、隆间为断。水陆道里远近不同，大约以水道为主。其后先迂直之数，可折衷而得之也。
九边厄口，盘互纡回；西南洞寨，纷岐错杂。累举难详，烦称未尽。苟非事实可稽，图籍可据者，无庸漫列其名，徒眩耳目为也。
说者曰：风后受图，九州始布，此舆图之始也。山海有经，为篇十三，此地志之始也。《周礼》大司徒而下，职方、司书、司险之官，俱以地图周知险阻，辨正名物。战国时，苏秦、甘茂之徒，皆据图而言天下险易。萧何入关，先收图籍。邓禹、马援，亦以此事光武成功名。儒者自郑玄、孔安国而下，皆得见图籍，验周汉山川。盖图以察其象，书以昭其数，左图右书，真学者事也。余初事方舆，即采集诸家图说，手为摸写旧藏朱思本画方图及罗洪先《广舆图》，寻得宋人《南北对境图》及近时长江、海防及九边图，凡数种，既成，病其疏略，乃殚力于书。苏氏曰：“图者，所以辅书之成也。书以立图之根柢，图以显书之脉络。以图从书，图举其要可也，不患其略也。”
太祖初有天下，即编列天下地理形势为书，藏之太府；既又诏天下各献图籍，以求山川险易之实。英庙时，诏大臣撰《一统志》，所成乃仅如此。惜当时争其事者，不诏之以祖训，而遽格于陈循之讠皮说也。倘有任修明之责者，明示体裁，使郡邑各上图志，正封域，稽里道，验山川城池关塞之大，邮亭烽堠之细，无不具载，而古今政事贡赋风俗，以次详焉。散而为百国之车书，合而为一朝之典故，此亦度越古今之一端与。
方舆所该，郡邑、河渠、食货、屯田、马政、盐铁、职贡、分野之属是也。《禹贡》记九州，亦叙田赋、贡物、贡道及岛夷、西戎。《职方》则兼详人民、六畜、土宜、地利。《唐六典》亦载贡赋、外夷。余初撰次《历代盐铁》《马政》《职贡》及《分野》，共四种，寻皆散轶，惟《分野》仅存。病侵事扰，未遑补缀，其大略仅错见于篇中，以俟他时之审定，要未敢自信为已成之书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