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西之形势，最为完固。关中而外，吾必首及夫山西。盖语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，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。于北则大漠、阴山为之外蔽，而勾注、雁门为之内险。于南则首阳、底柱、析城、王屋诸山，滨河而错峙，又南则孟津、潼关皆吾门户也。汾、浍萦流于右，漳、沁包络于左，则原隰可以灌注，漕粟可以转输矣。且夫越临晋，溯龙门，则泾、渭之间，可折而下也。出天井，下壶关、邯郸、井陉而东，不可以惟吾所向乎？是故天下之形势，必有取于山西也。吾盖征之春秋之世，而知所以用山西者矣。叔虞之初封于唐也，不过百里之国，其后并兼弱小，渐以盛强。献公信骊姬之谗，申生死而重耳逐。当是时，晋国之危，不绝如线。以秦缪之才且智，岂不欲兼晋而有之？而势不能也。韩之战，既以获其君矣，而卒不能入其国，岂惟丧君有君之义，州兵爰田之制？晋诸臣之才力，皆足以抗衡于秦，亦其国之险塞，可凭依以为固也。及文公以晋霸，而天下之征伐号令，且自晋出焉。观于服郑慑楚，晋之兵威，远及于江汉矣。襄公败秦师于淆，秦人报怨之师，尝欲甘心于晋。自襄、灵、成、景、厉、悼，以及平公之世，秦、晋河上之战，前后以数十计，然秦卒不能得志于晋。当是时，秦日以强，缪、康、桓、景诸君，其材足以争雄于中国。而成周无恙，东诸侯之属，不遂罹秦祸者，不可谓非晋之大有造于天下也。及三家分晋，而晋非复春秋之旧矣。然而卫鞅之言曰：秦之与魏，譬如人有腹心之疾，非魏并秦，秦即并魏，魏必东徙，然后秦可据山河之固，东乡以制诸侯。是一魏犹足以难秦也。盖魏之强，以河西、安邑；而韩之强，则以上党；赵之强，则以晋阳及云中、九原。自魏去安邑，都大梁，而魏始弱矣。秦惠文君时，魏以河西之地，尽入于秦，而魏益弱。秦昭襄二十一年，安邑复入秦，而魏遂不复振矣。秦人既得安邑，乃谋韩之上党。秦拔上党之后，凡八年，而韩遂入朝于秦。又六年攻赵，拔晋阳。晋阳拔后十九年，而三晋竟亡矣。呜呼！秦之能灭晋者，以晋分为三，而力不足以拒秦也。假使三晋能知天下之势，其于安邑、于上党、于晋阳也，如捍头目而卫心腹也。即不能使秦人之不我攻，必当使我之不可攻；即不能为其不可攻，必不可遂敌之必我攻。合与国以争之，上也；举国以争之，次也。于安邑、于上党、于晋阳，固尺寸之地，即为其国延旦夕之命也。奈何揖寇入门而不知，割己肥敌而不悟，使秦人得以坐待其毙乎？然而秦自孝公以后，萃六世之力，而后能尽举安邑、上党、晋阳之地，亦不可谓不难矣。汉都长安，而太原、云中、定襄，皆屯宿重兵，所以镇抚北方也。魏、晋之际，雁门以北，尽皆荒塞，而以并州为重镇。及刘渊倡乱于离石，关河以南，悉被其荼毒。晋室之祸，自古未有也。苻坚之取燕也，破壶关，克晋阳，乃一举而入邺。拓跋魏起于北荒，奄有恒、代，规取河北，蚕食河南，既又克统万，平辽东，收姑臧，纵横四出，无有当其锋者。及南徙洛阳，而肩背之势，倒制于巨猾强藩矣。是故六镇跳梁于前，尔朱凭陵于后，高欢篡窃于终，皆自隔远恒、代、阶之祸也。宇文氏与齐人争于龙门、玉壁之间，材均势敌，卒不能越关河尺寸。及周人克有平阳，进拔晋阳，而慕容之辙，高齐复蹈之矣。隋以汉王谅之乱，列戍太原，建置留守。唐公乘之，引兵而西，克临汾，渡龙门，抚定关陇，于是东向而争天下，势如建瓴也。刘武周资突厥之助，盗据马邑，一旦越雁门而侵并、晋，太宗投袂而起，奋其雄武，亟削平之。诚以并、晋为关辅之襟要，卧榻之旁，不可以假他人耳。河北连兵，太原如故，故李、郭藉为根本，得东向以灭安、史。唐末李克用资之，虽艰难孱弱，卒能自振。存勖夹河之战，不过十五年，而梁之君臣，函首以告先王矣。石敬瑭据有晋阳，卒易唐祚。刘知远继之，复承晋社。其后刘崇以河东十州之地，矫命者垂三十年，以周世宗之英武、宋太祖之雄略，而不能奏芟除之烈也。女真窃入云中，进陷朔、代，张孝纯以太原拒守，云中之寇，未敢南牧也。及孤城覆没，敌势益张，遂速青城之辱。迄于取河中，渡临晋，而永兴六路，一时摧败矣。元末扩廓据晋、冀，太祖取之，乃在克平元都之后。国家定都于燕，而京师之安危，常视山西之治乱。盖以上游之势，系于山西也。曰：山西之形势诚重矣。然昔人有言，殷纣之国，左孟门，右太行，常山在北，大河在南，而武王杀之。且高不能以并州拒曹魏，刘琨不能以并州制刘、石。靳准窃平阳，而旋毙于刘曜；杨谅起晋阳，而卒蹶于杨素，恶在其为险固者也。曰：成败相乘也，如转圜也。使谓形势可恃，是终古无覆亡之国也。且不闻朱子之说乎？冀州山川风气所会也，昔者尧都平阳，舜都蒲阪，禹都安邑，盖自昔帝王尝更居之矣。曰：然则山西可以建都否乎？曰：天下之事，创起为难。燕京袭辽、金、元之故辙，乃曰取法于黄帝也。山西有尧、舜、禹之成谟，乃曰汉、唐以来，未有建都者也。庸人之论，不究本末如此。夫山西之与燕京，又乌可以同日语哉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