○太学
宋初，增修国子监学舍（周显德二年，以天福普利禅院建国子监），修饰先圣十哲像，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於东西廊之板壁。
太祖皇帝开宝八年，国子监上言：“生徒旧数七十人，先奉诏令分习《五经》，内有系籍而不至者，又有住京进士、诸科，常赴讲席。缘监生元有定数，欲以在监习业之人补充生徒。”诏：“令元系籍而听习不阙，得于秋试；系籍而不至者，听於本贯请。其未入於籍而听习者，或有冠裳之族不居乡里，令补监生之阙。”
仁宗庆历二年，天章阁侍讲王洙言：“国子监每科场诏下，许品官子弟投保官家状量试艺业，给牒充广文、太学、律学三馆学生，多或致千馀人。即随秋试召保取解，及科场罢日，则生徒散归，考官倚席，若此但为游士寄应之所，殊无国子肄习之法。居常讲筵无一二十人听讲者。欲望自今应国子监，每遇科场敕下，授纳取解家状日己前，须实曾附本监听学满五百日者，许投状。令本授官取文簿勘会诣实，依例召京朝官委保，方得取应。每十人之中，与解三人。其未系监生欲求试补者，亦不限时月投状试业收补。每日讲筵应系听读生徒，并於本授业学官前亲书到历。如遇私故出入，或疾告、归宁，并具状给假。若满周年不来参假者，除落名籍。”事下国子监，本监请：“自今试补学生听读五百日，方许取解；已得国学文解省试下者，止听读一百日，许再请解。又国子监除七品以上子孙，许召保官试补外，八品以下至庶人子弟，例不收补，以此每遇科场，多有冒称品官子孙，难以详别，或兴词诉。请仿唐制，立四门学，以八品以下至庶人子孙，补充学生。自今每岁一补试，差学官锁宿、封弥，精加考校，取文理稍通者具名闻奏，给牒收补。内不合格者，且令理日依旧听读，後次与试。若三试不中，不在试补之限。”从之。四月，诏国子监、太学、天下州县学生，更不立听读日限，以谏官余靖极言其非便故也。
按：古人所谓中年考校，九年大成者，进德修业之事也。至汉人之补博士弟子员，则只限以通一经，而後授之官。唐人之法尚彷佛如此。至宋熙、丰後立三舍之法，则不过试之以浮靡之文，而诱之以利禄之途。然明经而必至於通一艺，试文而必至於历三舍，皆非旦暮可就，故国家虽未尝严其法制、稽其去留，而为士者，内耻於习业之未精，外诱於荣途之可慕，其坐学之日自不容不久。今庆历之法，所谓习业者，虽有讲肄听读，而未尝限以通经之岁月；所谓荣途者，止於拔解赴省，而未尝别有优异之捷径。此所以科场罢日，则生徒散归，讲官倚席，虽限以听学之岁月，而不能强其久留，反以淹滞为困，故不久而遂废也。
庆历三年，立四门学，以士庶子弟为生员。四年，判国子监王拱辰等言：“首善自京师，汉太学二百四十房，千八百馀室，生徒三万人。唐学舍亦千二百。今国子监才二百楹，不足以容学者，请以锡庆院为太学。”从之。明年，三司言，更造锡庆院乏财费多，而虏使锡宴之所不可阙，乃复以太学为锡庆院。
皇末，以胡瑗为国子监讲书，专管句太学。数年，进天章阁侍讲，犹兼学正。其初人未甚信服，乃使其徒之已仕者盛侨、顾临辈分治其事，又令孙觉说《孟子》，中都士人稍稍从之。一日，升堂讲《易》，音韵高朗，指意明白，众方大服。然在列者皆不喜，谤议蜂起。瑗不顾，强力不倦，以卒有立。迨今三十馀年，犹用其规模不废。瑗在学时，每公私试罢，掌仪率诸生会於首善，令雅乐歌诗，乙夜乃散。诸斋亦自歌诗，奏琴瑟之声彻於外。瑗在湖学，教法最备。始建太学，有司请下湖学取瑗之法以为太学法，至今为著令。
神宗熙宁元年，增太学生员，庆历中尝置内舍生二百人，至是又增置一百，寻诏九百人为额。 四年，侍御史邓绾言：“国家治平百馀年，虽有国子监，仅容释奠斋庖，而生员无所容。至於太学，未尝营建，止假锡庆院廊庑数十，生员才三百人。请以锡庆院为太学，仍修武成王庙为右学，上以拟三王四代胶、庠、序、学东西左右之制，下则无後於汉、唐生员学舍之盛。”乃诏尽以锡庆院及朝集院西庑建讲书堂四。诸生斋舍、官掌事者直庐略具，而太学栋宇始仅足用。自主判官外，益至直讲，总而为十员，率二员共讲一经，委中书选差，或主判官奏。生员为三等：初入学为外舍，外舍升内舍，内舍升上舍。上舍员以百，内舍二百，外舍不限员。各以其经从所讲官受学，月考试举业，优等上中书。其正、录、学谕，以上舍生为之，经各二员；学行卓异者，主判、直讲复保上中书审察，奏除官。先有职掌者，己受官，仍与旧职，俟直讲、教授有阙，次第选用。
议学校贡举（见《举士门》）
初，苏颂子嘉在太学，颜复尝策问王莽、後周变法事，嘉极论为非，在优等。
苏液密写以示曾布曰：“此辈唱和，非毁时政。”布大怒，责张琥曰：“君为谏官判监，岂容学官与生徒非毁时政而不弹劾。”遂以告安石。安石大怒，遂逐诸学官，以李定、常秩同判监，选用学官，非执政所喜者不与。陆佃、黎宗孟、叶涛、曾肇、沈季良与选，季良，安石妹婿；涛，其侄婿；佃，门人；肇，布弟也。 佃等夜在安石斋授口义，旦至学讲之，无一语出己。其设三舍，皆欲引用其党耳。
八年，颁王安石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周礼义》於学。（详见《举士门》） 太学安等已升上舍，皆特免解。其自发解者，即免礼部试。时三舍未有推恩定法，故特降命也。
仁宗时尝置武学，既而中辍，至是复置，寻诏生员以百人为额。又置律学，置教授四员。
公试，习律令生员义三道，习断案生员一道，刑名五事至七事。私试，义二道，案一道，刑名五事至三事。
元丰二年，颁《学令》：太学置八十斋，斋容三十人。外舍生二千人，内舍生三百人，上舍生百人，总二千四百。月一私试，岁一公试，补内舍生；岁一舍试，补上舍生。封弥、誊录如贡举法。而上舍试则学官不与考校。公试，外舍生入第一、第二等，参以所书行艺与籍者，升内舍；内舍试入优、平二等，参以行艺，升上舍。上舍分三等：俱优为上，一优一平为中，俱平若一优一否为下。
上等命以官，中等免礼部试，下等免解。学正增为五人，学录增为十人，学录参以学生为之。
太学生虞蕃讼学官升舍偏曲，下御史台核实，何正臣请置狱，辞所及虽非蕃所尝言者，皆得究治。於是追逮遍四方，逾年狱始成。判监李季长坐受学生竹簟、陶器，削职停官。判监黄履失察，陈襄受请，皆降罚。直讲王氵允之削籍，太常丞余中贬秩，皆有赇也。
又诏岁赐缗钱至二万五千。又益郡县田租、屋课、息钱之类，以为学费。
学制所言，国子监以国子名，而实未尝教养国子。乃诏许清要官亲戚入监为国子生听读，额二百人。仍尽以开封府解额归诸太学，其国子生解额，以太学分数取之，毋过四十人。
七年，用司业朱服言，四方来试礼部者，虽不籍於太学，或有显过，若造飞语谤朝政，许监官以闻，用学规殿罚。
按：子产不以郑人议执政之然否而毁乡校，盖以学校所以来公论也。今熙宁之建太学，苏嘉言变法事忤介甫，则学官并坐其罪，而改用李定、常秩之徒，试文则宗新经，策时务则夸新法。今又立飞语谤朝政者以学规殿罚之条。则太学之设，乃箝制罗织之具耳，以是为一道德，可乎？
哲宗元六年，岑象求等言：“国学设师生而禁其谒见，无从叩问。”礼部详度，许从长贰请益，仍立讲训考课之式。私试既不锁宿，则是日讲说亦不废。
七年，置广文馆解额。先是，开封解额稍优，四方士子多冒畿县户以试。又有隶太学不及一年，不该解试者，亦往往冒户。礼部案旧制，凡试国子监者，先补中广文馆生，乃得以牒求试。遂依效其法，立广文馆生二千四百员。除开封府元解百人则许自试，其尝拨取诸科二百、国子额四十，通二百四十人者，今皆取诸开封府以为本馆解额。遇科场年试补馆生，中者执牒诣国子监验试。凡试者十人取一，开封考取亦如其数。试者不及千人，即以率减取，仍严禁重试。礼部言：
“国子生应解己有定额在法，试者满百人，即如额取二十人，若不满百，与国子混试通取，以元五年计之，凡五人有奇而解一人。”诏：“自今太学及国子生发解，并以是年分数准取。”帝既亲政，群臣多言元所更学校科举制度非是。
帝念宣仁保功久，不许改。至是议者益多。监察御史郭知章言：“先帝立三舍法，以岁月稽其行实，故入上舍而中上等者，得不经礼部试，特命以官。责备而持久，故其得也难，自元丰以来，应格特命官者，林自一人而己。诱进激劝，莫善於此。元新令，遂罢推恩之制。宜复元丰法，以广乐育之德。”知章又请三学补外舍生，依元丰令一岁四试。皆从之。罢五路经历通礼科。太学生中上舍者，悉用元丰制推恩，上等即该注官者，岁毋过二人；免礼部试者，每举五人而止；免解试者二十人而止。仍计数对除省试发解额，其元法勿用。诸三舍升补等法，悉推行旧制。苟合增损，即条具以闻。
绍圣元年，国子监奏罢广文馆发解，其额本取之开封府、诸科及国子，悉复还之。凡学生自外路参假及新补中未该拨填入学者，权附国子监别号试，取一次。 诏五路礼部奏名额，以十分之三与府、监，诸路进士通取二分，合五路通取，馀五分监自取。罢《春秋》科。
元符元年，诏以命官人许为国子生，毋过四十人。凡试，优取《二礼》，两经许占全额之半，而以其半及他经。复置《春秋》博士，崇宁复罢之。
徽宗崇宁元年，命将作少监李诫，即城南门外相地营建外学，是为辟ń。蔡京又奏：“古者国内外皆有学，周成均盖在邦中，而党庠、遂序则在国外。臣亲承圣诏，天下皆兴学贡士，即国南建外学以受之，俟其行艺中率，然後升诸太学。
凡此圣意，悉与古合。今上其所当行者：太学专处上舍、内舍生，而外学则处外舍生。太学上舍本额一百人，内舍二百人，今贡士盛集，欲增上舍至二百人，内舍六百人，外舍三千人。外学为四讲堂、百斋，斋列五楹，一斋可容三十人。士初贡至，皆入外学，经试补入上、内舍，始得进处太学。太学外舍，亦令出居外学。俟学成奏行之。其敕、令、格、式，悉用太学见制。国子祭酒总治学事。外学官属，司业、丞各一人，稍减太学博士、正、录员归外学，仍增博士为十员，正、录为五员，学士充学谕者十人，直学二人。俟贡士至为之。”置诸王宫大、小学教授，立考选法。
诏取士皆从学校、三舍，废科举法（见《举士门》）。
内侍刘公度、郑禄肄业国庠，文粗可采，特减磨勘以旌之。 令学生实非资问辄见师长，因而干请，用学规极等罚之。凡奉祠及仕而解官或待次，悉许入内、外学。任子不系州土，随所寓入学，仍别斋居处，别号试考。
曾升补三舍生，後从献助得官，其入学视任子法。
大观三年，提举淮东常平徐畈言：“荫补入官人须隶学及一年，不犯上三等罚，方许就铨试；尝再入等，即免铨试。公、私试尝为第一人，比铨试推恩。”从之。
政和七年，臣僚言：“进士之中铨格者，每一百人而得占注优恩不过五七人，去年中、上二等皆阙不取。今取隶学国子试格，用之铨法，五年而得上二等优恩者二百四十人，免试者尚在其外。是荫补隶学者，优於累试得第之人。”诏在学尝魁一试者，许如旧恩，馀止令免试注官。
钦宗靖康元年，右谏议大夫杨时言：“王安石著为邪说，以涂学者耳目，使蔡京之徒，得以轻费妄用，极侈靡以奉上，几危宗社。乞追夺安石王爵，毁去配飨之像，使邪说淫乱不能为学者惑。”诏：“王安石从祀孔子庙廷，礼部其改位置在郑康成以下。” 御史中丞陈过庭言：“《五经》义微，诸家因而异见，所不能免也。以所是者为正，所否者为邪，此乃一偏之大失也。顷者指苏轼为邪学而加禁切，己弛其禁，许采其长而用之，实为通论。祭酒杨时矫枉太过，复诋王氏以为邪说，此又非也。诸生习用王学，率众见时而诋詈之，时引避不出，乃得散退。斋生又自互党王、苏，至相追击，附从者纷纷。凡为此者，足以明时之不能服众也。”诏时罢兼祭酒。
正言崔言：“近诏谏臣直论得失，以求实是，陛下求治切矣。然数千年来，王公卿相及居要路者，皆自蔡京出，则安有实是闻於陛下乎？且举冯所上之言曰：‘士无异论，太学之盛也。’此奸言也。昔王安石斥除异己，名臣如韩琦、司马光辈既以异论逐，而其所著《三经》之说，士子宗之者得官，不用者黜落，则天下靡然，无一人敢可否矣。陵夷以至大乱，则无异论之祸也，尚敢为此荧惑也乎？其言曰：‘崇宁以来，博士各徇其党，而言皆偏异，附王学则诋元之文，附元则诮王氏之说。’此犹欺罔也。此时士夫岂有敢学元百诋王氏者乎？自京贼用事，借学法以钳士人，如用军法以胁卒伍，大小相制，内外相辖，一有异论，则学官亦皆黜废矣。此非徒劫持学校也，疑有异论则己过且暴闻焉尔。
而何博士先生稍敢诮诋王氏乎？前日博士讲解具在，取而覆视，则之诞信见矣。 至如苏轼、黄庭坚之文集，范镇、沈括之杂说，或记祖宗典故，或载名臣谈论，虑其鉴照己罪，一切禁锢，严刑重赏，使不敢藏，则其禁异亦已极矣，而元能与王氏两立乎？其欺罔亦已甚矣。”
律学 熙宁六年，置教授四员，凡命官学人皆得自占入学，举人须命官二员任其平素。先入学听读而後试补。习断案，人试案一道；习律令，人试大义五道。
月一公试，三私试。 需用古今刑书，许於所属索取。凡朝廷新颁条令，刑部画日关送。
算学 崇宁三年立。其业以《九章》、《周髀》及假设疑数为算问，仍兼《海岛》、《孙子》、《五曹》、《张邱建》、《夏侯阳》算法，并历算、三式、天文书为本科。本科外，人占一小经，愿占大经者听。公私试、三舍法略如太学。
上舍三等推恩，以通仕、登仕、将仕郎为次。
容斋洪氏《随笔》曰：“大观中，置算学如庠序之制。三年三月，诏以文宣王为先师，兖、邹、荆三国公配飨，十哲从祀，而列自昔著名算数之人绘像於两廊，加赐五等之爵。於是中书舍人张邦昌定其名：风后、大桡、隶首、容成、箕子、商高、常仆、鬼臾区、巫咸九人封公，史苏、卜徒父、卜偃、梓贞、卜楚邱、史赵、史墨、礻卑灶、荣方、甘德、石申、鲜于妄人、耿寿昌、夏侯胜、京房、翼奉、李寻、张衡、周兴、单、樊英、郭璞、何承天、宋景业、萧吉、临孝恭、张胄玄、王朴二十八人封伯，邓平、刘洪、管辂、赵达、祖冲之、殷绍、信都芳、许遵、耿询、刘焯、刘炫、傅仁均、王孝通、瞿昙罗、李淳风、王希明、李鼎祚、边冈、郎ダ、襄楷二十人封子，司马季主、洛下闳、严君平、刘徽、姜岌、张邱建、夏侯阳、甄鸾、卢太翼九人封男。考其所条具，固有於传记无闻者，而高下等差，殊为乖谬。如司马季主、严君平止於男爵，鲜于妄人、洛下闳同定《太初历》，而妄人封伯，下闳封男，尤可笑也。十一月，又改以黄帝为先师云。”
书学 篆、隶、草三体字，《说文》、《字说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博雅》、《方言》五书，仍兼通《论语》《孟子》义，愿占大经者听。三舍试补、升降略同算学法，推恩差降一等。 画学 曰佛道、人物、山水、鸟兽、花竹、屋木。以《说文》、《尔雅》、《方言》、《释名》教授。《说文》则令篆字，著音训，馀书皆设问答，以所解义，观其能通画意与否。仍分士流、杂流，别其斋以居之。士流兼习一大经一小经，杂流则诵小经或读律。考画文等，以不仿前人，而物之情态、形色俱若自然，笔韵高简为工。三舍试补、升降以及推恩略同书学。惟杂流授官，止自三班借职以下三等。
医学 初隶太常寺，神宗时置提举判局，始不隶太常。亦置教授一员，翰林医官以下与上等学生及在外良医为之。学生常以春试，取三百人为额，三学生愿预者听。仿三学之制，立三舍法，为三科以教诸生。有方脉科、针科、疡科。方脉以《素问》、《难经》、《脉经》为大经，《病源》、《千金翼方》为小经。
考察升补等略如诸学之法，其选用最高者为尚药医师以次医职，馀各以等补官，为本学博士、正、录及外州医学教授云。
小学（见《童科门》）
高宗建炎初，诏即驻跸所置国子监，立博士二员，以随驾之士三十六人为监生。
国子监生员皆胄子也。旧制，行在职事官同姓缌麻亲、务官大功亲，听补试入学，每三年科场举三人取一，若未补中则七人取一。然太学生皆得以公私试积校定分数升舍，惟国子生以父兄嫌，但寄理而已，须父兄外补，乃移入太学而得升。
绍兴八年，叶林上书言：“西汉夺於大盗，天下非汉有矣，光武起於河朔，五年而建太学。西晋灭於狂胡，天下非晋有矣，元帝兴於江左，一年而建太学。
光武时十分天下有其四，元帝时十分天下有其二，然二君急於教养，未尝以恢复为辞，馈饷为解。我宋以儒立国，垂二百年，懿范闳规，非汉、晋比也。”“今中兴圣祚驻跸东南，百司庶府，经营略备，若起太学，计官吏、生徒姑养五百人，不过费陛下一观察使之月俸。愿谋之大臣，咨之宿学，亟复盛典以昌文治。”而廷臣皆曰：“若仿元丰则军食未暇而削弱，非礼也。请徐议之。”
十三年，始建太学，置祭酒、司业各一员，博士三员，正、录各一员，养士七百人：上舍生三十员，内舍生百员，外舍生五百七十员。凡诸道住本贯学满一年，三试中选，不犯第三等已上罚，或虽不住学，而曾两预释奠及齿於乡饮酒者，听取应充弟子员。是岁秋季始开补，就试者五千人。自後春秋两补。三舍旧法凡四百十条，绍兴重修，视元丰尤密。诸斋长、逾月书学生行艺於籍（行谓帅教不戾规矩，艺谓治经程文），每季终论可选者考於学谕（仲月後入学者，次季选考），十日考於学录，二十日考於学正，三十日考於博士，四十日考於长贰，岁终校定（三经季选者准此校定，至升补日，展一季）。外舍百人内舍三十人注於籍（如逐舍与校定生不满元额，即计分数取）。内舍仍分优、平二等，於次年六月以前闻奏。诸补内舍附公试，以外舍上二等同考选，簿参定，若簿内所选者，据阙升补（阙多就试人少者，以就试人所为率，不得过一分五；上舍准此，不得过三分。若簿未成，其合理升补年月听以试中日为始。即试虽入上二等而考选不预者，候补一岁。私试入三等及不犯三等已上罚，或预选而试不入上二等者，候再试。入三等已上听补）诸补上舍，以岁九月五日锁院（发解年，候试毕，别为一甲附试），考校合格，分优、平二等奏号，长贰同拆号。官入院以所奏行艺参定，俱优为上，一优一平为中，俱平或一优一否为下（否谓已经三季已上选，或校考不预闻奏，而试入优等，及有优等校定而试不入等者）。注籍讫，具名闻奏。上等命以官，中等免省，下等免解。中、下等补及一年，并申尚书礼部（若下等自该免解，及已经免解而再该免者，即与免省。其不自该免者许再试。入优与升等）。
王奂知临安府，括民冒占白地钱，岁入十二万缗有畸，为太学养士之费。
十八年，诏太学在籍外舍生，若入学已及五年不预校定及不曾请到国学解，或不曾公试入等，自绍兴十九年为始，岁终检校除籍，免请本州公据，止召本学生二员委保再补。以後岁终，依此检校。
权礼部侍郎陈诚之言：“国庠立额不为不广，然有待阙之士者，臣尝得其说矣。京师视四方为甚远，非身隶业上庠者不能取应，其请假归省即就乡举，故额常有馀。今首善之地，江、浙土人便於往来，一补中外舍，即无假满不参之人，故未尝有阙，後来之士将何以待之。国子监勘会，昨京师上庠外舍生以二千人为额，自来未尝满额。盖缘四方士人请假归乡，道途既远，往往止就乡举；又旧法，或三经试而不与升补，或两经试而曾犯规罚，自有除籍之法，所以阙额周流，源源不塞。今来上庠见以一千人为额，江、浙土人往还既无告假逾限除籍之虑，得以故作规避，占据学籍，使有司补试不行，有妨後进。”故有是命。
按：自崇、观以来，三舍之法大备，议者病其立捷径之涂，长奔兢之风。然观此疏，则知当时尚有参假而归，复取乡举者。如後来之法，以资望言则舍选尊而乡举卑，以名额言则舍选优而乡举窄，盖未尝有以太学生退就乡举者。非惟国家无此法，而士亦决不肯辞尊而居卑，舍优而就窄矣。
二十七年，诏自今以春季放补，省试年即以孟夏，立为定制。 孝宗隆兴元年，始三岁一补。
太学遇覃恩，旧无免解法，帝始创行之，自是为例，省额增数十人。
乾道二年诏：下省并曾请举赴补人，以太学遇省阙额收补，额外勿增。在朝清要官期亲许牒子弟作待补国子，别号考校。如太学生遇有期亲任清要官，更有国子生，不预校定、外补及差职事，惟得赴公试、私试，科举则混试焉。旧公、私试皆学官主之，自淳熙後公试仍锁院，降敕差官，学官不预。
太学补弟子员，故例，每三岁科举後，朝廷差官锁院，凡四方举人皆得就试，取合格者补入之，谓之混补。淳熙後朝议以就试者多，欲为之限制，乃立待补之法，诸路漕司及州、军，皆以解试终场人数为准，每百人而取六人许赴补试，率以开院後十日揭榜。然远方士人多不就试，则为他人取其公据代之，冒滥滋甚。
庆元中遂罢之。嘉泰二年，复行混补，就试者至三万七十馀人，分六场、十八日引试云。
三年，黄伦以两优释褐，自绍兴建学，至是始有两优，用崇宁恩例，授承务郎国子录。 《朝野杂记》：“旧制，太学上舍生积校已优而舍试又入优等者，就化原堂释褐，号释褐状元，例补承事郎、太学正录。淳熙初，郑鉴自明由此选，不四年而为著作郎，补郡。自明数言事，上甚喜，久而稍厌之。六年，刘纯叟尧夫复以解褐除国子正。时王仲行为兵部尚书，奏言：‘今两优释褐，初授京秩即授学官，视状元、制科恩数过之，事理不当，乞先与外任。’时知滁州张商卿亦言：‘今中上舍为学官，不数年便可作监司、郡守，狱讼财赋非所素习，岂能保其不谬，乞先注职官。’上然之。十月丙申，诏与殿试第二人恩例。”
光宗绍熙三年，礼部侍郎倪思请混补以徕多士。诏两省、台谏可否。於是吏部尚书赵汝愚等合奏曰：“伏奉诏书，讲论混补之法，盖有根本之论。稍师古始而言，我国家恢儒右文，列圣一揆，内自京师，外至郡县，皆有学，庆历以後，文物彬彬，几与三代同风。迨至崇、宁，创行舍法，诚得党庠遂序之遗意。故一时学者粗知防检，非冠带不敢行於道路，遇乡曲之长及学校之职事，则敛容而避之，习俗诚美矣。而其失也，在於专习经义，崇尚老、庄，废黜《春秋》，绝灭史学。又罢去科举，遂使寒之士，进取无他涂，事理俱违。旋行废革。炎祚中兴，始建太学於行都，行贡举於诸郡。然奔竞之风胜，忠信之俗微，亦惟荣辱升沈，皆不由乎学校，至於德行道艺，惟取决於糊名，苟为雕篆之文，无复进修之志，视庠序如传舍，目师儒如路人，季考月书，尽成文具。臣请远稽古制，近酌时宜，不烦朝廷建官，不劳有司增费，惟重教官之选，仍假守贰之权，仿舍法以育才，因大比而取士，考终场之数，定所贡之员，期以次年，试於太学。庶几士修实行，不事虚文，渐复淳风，仰裨大化，有三舍之利而无三舍之害。其诸州教养、课试、升贡之法，下有司条上。”思议遂寝。时朱熹门人或问三舍法如何，熹曰：“欠去根头理会，若太学无非望之恩，又於乡举额窄处增之，则人自安乡里矣。”
朱子《学校贡举私议》曰：“学校必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为学官，以来实学之士，裁减解额、舍选谬滥之恩，以塞利诱之涂。盖古之太学，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，故士之来者为义而不为利。且以本朝之事言之，如李チ所记元侍讲吕希哲之言曰：‘仁宗之时，太学之法宽简，国子先生必求天下贤士真可为人师者，就其中又择其尤贤者如胡翼之之徒，使专教导规矩之事。故当是时，天下之士不远万里来悦师之，其游太学者端为道艺，称弟子者中心悦而诚服之。’盖犹有古法之遗意也。熙宁以来，此法浸坏，所谓太学者，但为声利之场，而掌其教事者，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，而尝得隽於场屋者耳。士之有志於义理者既无求於学，其奔趋辐辏而来者，不过为解额之滥、舍选之私而已。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，相与言，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，而月书季考者，又祗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，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。欲革其弊，莫若一遵仁皇之制，择士之有道德可为人师者以为学官，而久其任，使之讲明道艺以教训其学者，而又痛减解额之滥以还诸州，罢去舍选之法，而使为之师者考察诸州所解德行之士与诸生之贤者，而特命以官，则太学之教不为虚设，而彼怀利千进之流，自无所为而至矣。如此，则待补之法固可罢去，而混补者又必使与诸州科举同日引试，则彼有乡举之可望者自不复来，而不患其纷冗矣。至於取人之数，则又严为之额，而许其补中之人从上几分，特赴省试，则其舍乡举而来赴补者，亦不为甚失职矣。 其计会、监试、漕试、附试之类，亦当痛减分数，严立告赏，以绝其冒滥。其诸州教官，亦以德行人充，而责以教导之实，则州县之学，亦稍知义理之教，而不但为科举之学矣。”宁宗庆元二年，以国子生员多伪滥，制：自今职事官期亲、务官子孙乃得试补。凡监学生皆给绫牒。若告谒在外，遇科举试於曹司。嘉定七年，祭酒请以外舍分数及五分或六分最优者一人，与次年升内舍。後二年，家扌寅始以外优升。岁为定例。
宗学 绍兴十四年建於临安，学生以百员为额：太学生五十人，小学生四十人，职事各五人。置诸王宫大、小学教授一员。在学者皆南宫、北宅子孙，若亲贤宅近属，则别选馆职以教授焉。
宁宗嘉定九年，诏诸王宫学改作宗学，参之国朝典故，仍隶宗正寺，以宫教授改为博士、宗谕。 叶论学校曰：“何谓京师之学？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诱天下。三代、汉儒，其言学法盛矣，皆人耳目之熟知，不复论。若东汉太学，则诚善矣。唐初犹得为美观。本朝其始议建学，久而不克就，至王安石乃卒就之，然未几而大狱起矣。
崇、观以俊秀闻於学者，旋为大官，宣和、靖康所用误朝之臣，大抵学校之名士也。及诸生伏阙捶鼓以请起李纲，天下或以为有忠义之气，而朝廷以为倡乱动众者无如太学之士。及秦桧为相，务使诸生为无廉耻以媚已，而以小利之，阴以拒塞言者。士人靡然成风，献颂拜表，希望恩泽，一有不及，谤议喧然，故至於今日，太学尤弊，遂为姑息之地。夫正谊明道，以此律己，以此化人，宜莫如天子之学，而今也何使之至此？盖其本为之法，使月书季考，校定分数之毫，以为终身之利害，而其外又以势利招来之，是宜其至此而无怪也。何谓州县之学？
无考察之法，则聚食而已。往者崇观、政和，盖尝考察州县之学如天子之学，使士之进皆由此，而罢科举，此其法度未必不善，然所以行是法者，皆天下之下人也，故不久而遂废。今州县有学，宫室廪饩无所不备，置官立师其过於汉、唐甚远，惟其无所考察而徒以聚食，而士之俊秀者不愿於学矣。州县有学，先王之馀意幸而复见，将以造士，使之俊秀，而其俊秀者乃反不愿於学，岂非法度之有所偏而讲之不至乎？今宜稍重太学，变其故习，无以利诱，择当世之大儒久於其职，而相与为师友讲习之道，使源流有所自出，其卓然成德者，朝廷官使之，为无难矣。而州县之学，宜使考察，上於监司，闻於礼部，达於天子，其卓然成德者，或进於太学，或遂官之。人知由学，而科举之陋稍可洗去；学有本统，而古人文宪庶不坠失。若此类者更法定制，皆於朝廷非有所难，顾自以为不可为耳。虽然，治道不明，其纪纲度数不一一揭而正之，则宜有不可为者；陛下一揭而正之，如此类者虽欲不为，亦不可得也。”
东莱吕氏曰：“先王之制度，虽自秦、汉以来皆弛坏废绝，然其他如礼乐法度，尚可因影见形，因枝叶可以寻本根；惟是学校，几乎与先王全然背驰，不可复考。且如礼，後世所传固非先王之旧，如射飨、宗庙、明堂，虽是展转参杂，而有识之者犹自可见；且乐如《韶乐》、《文始》、《五行》之舞，全然非旧，然知锺律者尚自可以推寻，复先王六律五音之旧；且如官名，後世至体统断绝，然而自上临下，以大统小，左右相司，彼此相参，推此尚可以及先王之旧。惟是学校一制，与古大不同。前此数者犹是流传差误，然学校不特流传差误，乃与先王之学全然背驰。且如唐、虞、三代设教，与後世学校大段不同，只举学官一事可见。在舜时，命夔典乐教胄子；在周时，大司乐掌成均之法，以治建国之学政，而合国之子弟焉。何故？皆是掌乐之官掌教，盖其优游涵养、鼓舞动荡，有以深入人心处，不是设一个官司。自秦、汉以後，错把作官司看了，故与唐、虞、三代题目自别，虽足以善人之形，而不足以善人之心，虽是法度具举，然亦不过以法制相临，都无深入人心道理。大抵教与政自是两事，後世错认，便把教做政看。若後世学校，全不可法。大率因枝叶可以见本根，今则但当看三代所以设教命官教养之意。且如《周礼》一书，设官设教所以便民，若师氏、保氏、大司乐、大胥、小胥之类，所教者不过是国子，然当时所谓乡遂所以兴贤能，在周三百六十之官，并不见有设教之官，虽是州序、党遂略见於《周礼》，然而未尝见其州序是何人掌之，其法又如何。只看此，亦是学者所当深思。且如周公设官，下至於射夭鸟至微至纤之事，尚皆具载，岂於兴贤能国之大教不见其明文？其他大纲小纪，表里如此备具。学者须要识先王之意，只缘不是官司。凡领於六官者，皆是法之所寓，惟是学校之官，不领於六官，非簿书期会之事。其上者三公论道不载於书，其下者学官设教不领於六官，盖此二者皆是事大体重，非官司所领。惟是国子是世禄之官，鲜克由礼，以荡凌德，实悖天道，不可不设官以教养之。然而所以教养之意，上与三公，其事大体重，均非有司簿书期会之可领。要当识先王之意，虽非六官之所掌，而所以设教，未尝有理无事、有体无用，本末亦自备见，但不在官联、官属之中。舜之时，自国子之外，略不见其掌教之官，然‘庶顽谗说，若不在时，侯以明之，挞以记之，书用识哉，欲并生哉。工以纳言，时而之。’如此之备。在周人，学官虽不领於一属，然而‘比年入学，中年考校，一年视离经辨志，三年视敬业乐群，五年视博习亲师，七年视论学取友，谓之小成；九年知类通达，强立而不反，谓之大成。’终始备具。至於不率教者屏之远方，终身不齿，这又见体用本末无穷。大抵学校大意，唐、虞、三代以前不做官司看，秦、汉以後做官司看了，所以後世之学不可推寻，求之唐、虞、三代足矣，秦、汉之事当束之不观。今所详编者，要当推此意。大抵看後世秦、汉一段，错认教为政，全然背驰。自秦至五代，好文之君，时复能举，如武帝表章《六经》，兴太学，不足论；如光武为诸生投戈讲义，初见三ń，亦不足论；如後魏孝文迁都洛阳，欲改戎狄之俗，亦不足论；如唐太宗贞观之初，功成治定，将欲文饰治具，广学舍千二百区，游学者至八千馀人，亦不足道。这个都是要得铺张显设以为美观。惟是扰攘之国、僻陋之邦、刚明之君，其视学校若弊屣断梗，然而有不能已者，见得理义之在人心不可已处。今时学者，多是去看武帝、光武、魏孝文、唐太宗做是，不知这个用心内外不同，止是文饰治具，其去唐、虞、三代学校远。是扰攘之时、刚武之君、偏迫之国本不理会，如南、北朝，虽是草创，若不足观，不是文饰，自有一个不能已处，其去唐、虞、三代学校远。惜乎，无鸿儒硕师发明之。这般处学者须深考，其他制度一一能考，亦自可见学校之所以得失，三代以上所以设教命官至理精义，要当深考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