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复古九州
后汉书“建安十八年，复禹贡九州。”魏志亦称是年诏书“并十四州为九州。”献帝春秋谓“省幽、并州入于冀州；省司隶校尉及凉州入于雍州，于是有兖、豫、青、徐、荆、扬、冀、益、雍九州。”
按荀彧传“建安九年，或说曹操宜复古九州。则冀州所制者广。彧曰‘若是，则冀州当得河东、冯翊、扶风、西河、幽、并之地，所夺者众，关右诸将必谓以次见夺，将人人自保，恐天下未易图也。’操乃寝九州议。”至是乃重复之。盖是时，幽、并及关中诸郡国皆已削平，操自为张本，欲尽以为将来王畿之地故也。观于是年之前，已割荡阴、朝歌、林虑、卫国、顿邱、东武、阳发、干廮、陶曲、周南，和任城、襄国、邯郸、易阳，以益魏郡。是年又以冀州之河东、河内、魏郡、赵国、中山、常山、钜鹿、安平、甘陵、平原十郡，封操为魏公。可见复九州，正为禅代地也。 关张之勇
汉以后称勇者必推关张。
其见于二公本传者： 袁绍遣颜良攻刘延于白马。曹操使张辽、关羽救延。羽望见良麾盖，即策马刺良于万人之中，斩其首还，绍将莫能当者。
当阳之役，先主弃妻、子走，使张飞以二十骑拒后。飞据水断桥，嗔目横矛曰“身是张益（翼）德也，可来共决死。”敌皆无敢近者。
二公之勇，见于传记者止此。而当其时无有不震其威名者。
魏程昱曰“刘备有英名，关羽、张飞皆万人之敌。（魏志昱传）
刘奕劝曹操乘取汉中之势进取蜀，曰“若小缓之，诸葛亮明于治国而为相，关羽、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，则不可犯矣！”（魏志奕传）
此魏人之服其勇也。
周瑜密疏孙权曰“刘备以枭雄之姿，而有关羽、张飞熊虎之将，必非久屈为人用者。”（吴志瑜传）
此吴人之服其勇也。
不特此也。
晋刘遐每击贼，陷坚摧锋，冀方比之关羽、张飞。（晋书遐传）
符秦遣阎负殊使于张元靓，夸其本国将帅有王飞、邓羌者，关张之流，万人之敌。
秃发辱檀求人才于宋敞，敞曰“梁崧、赵昌，武同飞、羽。” 李庠膂力过人，赵廞器之曰“李元序，一时之关张也。”（皆晋书载记）
宋檀道济有勇力，时以比关羽、张飞。（宋书道济传）
鲁爽反，沈庆之使薛安都攻之。安都望见爽，即跃马大呼直刺之，应手而倒。时人谓关羽之斩颜良，不是过也。（南史安都传）
齐垣历生拳勇独出，时人以比关羽、张飞。（齐书文惠太子传）
魏杨大眼骁果，世以为关张弗之过也。（魏书大眼传）
崔延伯讨莫折念生，既胜，萧宝寅曰“崔公，古之关张也。”（魏书延伯传） 陈吴明彻北伐高齐尉，破胡等十万众，来拒有西域人，矢无虚发，明彻谓萧摩诃曰“若殪此胡，则彼军夺气，君有关张之名，可斩颜良矣！”摩诃即出阵，掷铣杀之。（陈书摩诃传）
以上皆见于各史者。
可见二公之名，不惟同时之人望而畏之，身后数百年，亦无人不震而惊之。威声所垂，至今不朽，天生神勇，固不虚也！
借荆州之非
借荆州之说，出自吴人事后之论，而非当日情事也。
江表传谓“破曹操后，周瑜为南郡太守，分南岸地以给刘备。而刘表旧吏士自北军脱归者，皆投备，备以所给地不足供，从孙权借荆州数郡焉。”
鲁肃传亦谓“备诣京见权，求都督荆州。肃劝权借之，共拒操。操闻权以地资备，方作书，落笔于地。后肃邀关羽索荆州，谓羽曰‘我国以土地借卿家者，卿家军败远来，无以为资故也。’权亦论‘肃有二长，惟劝吾借玄德地，是其一短。’”
此借荆州之说之所由来，而皆出吴人语也。
夫借者，本我所有之物而假与人也。荆州本刘表地，非孙氏故物。 当操南下时，孙氏江东六郡，方恐不能自保，诸将咸劝权迎操，权独不愿。会备遣诸葛亮来结好，权遂欲藉备共拒操。其时但求敌操，未敢冀得荆州也。
亮之说权也，权即曰“非刘豫州莫可敌操者。”乃遣周瑜、程普等，随亮诣备，并力拒操。（亮传）是且欲以备为拒操之主而己为从矣！
亮又曰“将军能与豫州同心破操，则荆、吴之势强，而鼎足之形成矣！”是此时早有三分之说，而非乞权取荆州而借之也。
赤壁之战，瑜与备共破操。（吴志）华容之役，备独追操。（山阳公载记）其后围曹仁于南郡，备亦身在行闲。（蜀志）未尝独出吴之力，而备坐享其成也。
破曹后，备诣京见权，权以妹妻之。瑜密疏请留备于京，权不纳，以为“正当延挈英雄。”是权方恐备之不在荆州以为屏蔽也。 操走出华容之险，喜谓诸将曰“刘备，吾俦也，但得计少晚耳。”（山阳公载记）是操所指数者惟备，未尝及权也。 程昱在魏，闻备入吴，论者多以为权必杀备，昱曰“曹公无敌于天下，权不能当也，备有英名，权必资之以御我。”（昱传）是魏之人亦只指数备，而未尝及权也。
即以兵力而论，亮初见权曰“今战士还者及关羽精甲共万人，刘琦战士亦不下万人。”（亮传）而权所遣周瑜等水军亦不过三万人，则亦非十倍于备也。
且是时，刘表之长子琦尚在江夏，破曹后，备即表琦为荆州刺史，权未尝有异词，以荆州本琦地也。时又南征四郡，武陵、长沙、桂阳、零陵皆降。琦死，群下推备为荆州牧。（蜀先主传）备即遣亮督零陵、桂阳、长沙三郡，收其租赋，以供军实。（亮传）又以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。（羽传）张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在南郡。（飞传）赵云为偏将军领桂阳太守。（云传）遣将分驻，惟备所指挥，初不关白孙氏，以本非权地，故备不必白权，权亦不来阻备也。
迨其后三分之势已定，吴人追思赤壁之役，实藉吴兵力，遂谓荆州应为吴有，而备据之，始有借荆州之说。抑思合力拒操时，备固有资于权，权不亦有资于备乎？权是时但自救危亡，岂早有取荆州之志乎？羽之对鲁肃曰“乌林之役，左将军寝不脱介，戮力破曹，岂得徒劳无一块土？”（肃传）此不易之论也。
其后吴、蜀争三郡，旋即议和，以湘水为界，分长沙、江夏、桂阳属吴，南郡、零陵、武陵属蜀，最为平允。而吴君臣伺羽之北伐，袭荆州而有之，反捏一借荆州之说，以见其取所应得，此则吴君臣之狡词诡说，而借荆州之名，遂流传至今，并为一谈，牢不可破，转似其曲在蜀者，此耳食之论也。 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
人才莫盛于三国，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，故得众力相扶，以成鼎足之势。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，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，刘备以性情相契，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。后世尚可推见其心迹也。
曹操以权术相驭
荀彧、程昱为操画策，人所不知，操一一表明之，绝不攘为已有，此固已足令人心死。
刘备为吕布所袭，奔于操，程昱以备有雄才，劝操图之。操曰“今收揽英雄时，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，不可也。”然此犹非与操有怨者。
臧霸先从陶谦，后助吕布，布为操所擒，霸藏匿，操募得之，即以霸为琅邪相，青、徐二州悉委之。先是操在兖州，以徐翕、毛晖为将。兖州乱，翕、晕皆叛，后操定兖州，翕、晖投霸，至是操使霸出二人，霸曰“霸所以能自立者，以不为此也。”操叹其贤，并以翕、晖为郡守。（霸传）
操以毕谌为兖州别驾（刺史佐官，随行另乘车驾，故称别驾）。张邈之叛，劫谌母、妻去，操遣谌往，谌顿首无二，既出，又亡归从吕布。布破，操生得谌，众为之惧，操曰“人能孝于亲者，岂不忠于君乎？吾所求也。”以为鲁相。
操初举魏种为孝廉。兖州之叛，操谓“种必不弃我。”及闻种走，怒曰“种不南走越，北走胡，不汝置也。”及种被擒，操曰“惟其才也。”释而用之。（本纪）
此等先臣后叛之人，既已生擒，谁肯复贷其命？乃一一弃嫌录用。盖操当初起时，方欲藉众力以成事，故以此奔走天下。杨阜所谓“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。”及其削平群雄，势位已定，则孔融、许攸、娄圭等，皆以嫌忌杀之；荀彧素为操谋主，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。甚至杨修素为操所赏拔者，以厚于陈思王而杀之。崔琰素为操所倚信者，亦以疑似之言杀之。然后知其雄猜之性，久而自露，而从前之度外用人，特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。所谓以权术相驭也。 刘备以性情相契
至刘备一起事，即为人心所向，少时结交豪杰，已多附之。
中山大商张世平、苏双等，早资以财，为纠合徒众之用。 领平原相，刘平遣刺客刺之，客反以情告。 救陶谦，谦即表为豫州刺史。谦病笃，命以徐州与备，备不敢当，陈登、孔融俱敦劝受之。
后为吕布所攻，投奔于操，操亦表为左将军，礼之甚重。
嗣以徐州之败奔袁谭，谭将步骑迎之。袁绍闻备至，出邺二百里来迓。
及绍败，备奔刘表，表又郊迎待以上宾之礼，荆州豪杰多归之。
曹兵来讨，备奔江陵，荆州人士随之者十余万。
是时身无尺寸之柄，而所至使人倾倒如此。程昱谓“备甚得人心。”诸葛亮对孙权亦谓“刘豫州为众士所慕仰，若水之归海。”此当时实事也。 乃其所以得人心之故，史策不见，第观其三顾诸葛，咨以大计，独有傅岩爰立之风。关、张、赵云自少结契，终身奉以周旋，即羁旅奔逃，寄人篱下，无寸土可以立业，而数人者患难相随，别无贰志，此固数人者之忠义，而备亦必有深结其隐微而不可解者矣。 其征吴也，黄权请先以身尝寇。备不许，使驻江北以防魏。及猇亭败退，道路隔绝，权无路可归，乃降魏。有司请收权妻、子，备曰“我负权，权不负我也。”权在魏，或言蜀已收其孥，权亦不信。君臣之相与如此。
至托孤于亮，曰“嗣子可辅，辅之；不可辅，则君自取之。”千载下犹见其肝膈本怀，岂非真性情之流露。设使操得亮，肯如此委心相任乎？亮亦岂肯为操用乎？惜是时人才已为魏、吴二国收尽，故得人较少。然亮第一流人，二国俱不能得，备独能得之，亦可见以诚待人之效矣！
孙氏以意气相投
至孙氏兄弟之用人，亦自有不可及者。
孙策生擒太史慈，即解其缚，曰“子义青州名士，但所托非人耳。孤是卿知己，勿忧不如意也。”
以张昭为长史，北方士大夫书来，多归美于昭。策闻之，曰“管仲相齐，一则仲父，二则仲父，而桓公为霸者宗。今子布贤，我能用之，其功名不在我乎？”此策之得士也。
周瑜荐鲁肃，权即用肃继瑜。
权怒甘宁粗暴，吕蒙谓“斗将难得”，权即厚待宁。
刘备之伐吴也，或谓诸葛瑾已遣人往蜀。权曰“孤与子瑜，有生死不易之操，子瑜之不负孤，犹孤之不负子瑜也。”
吴、蜀通和，陆逊镇西宁，权刻印置逊所，每与刘禅、诸葛亮书，常过示逊，有不安者，便令改定，以印封行之。委任如此，臣下有不感知遇而竭心力者乎？
权又不自护其非。权欲遣张弥、许晏浮海至辽东，封公孙渊。张昭力谏，不听，弥、晏果为渊所杀。权惭谢昭，昭不起，权因出，过其门呼昭，昭犹辞疾，权烧其门以恐之，昭更闭户，权乃灭火，驻门良久，载昭还宫，深自刻责。倘如袁绍不用沮授之言以至于败，则恐为所笑而杀之矣！
权用吕壹，事败，又引咎自责，使人告谢诸大将，曰“与诸君从事，自少至长，发有二色，以谓表里足以明露，尽言直谏，所望于诸君，诸君岂得从容而已哉？凡百事要，所当损益，幸匡所不逮。” 陆逊晚年为杨竺等所谮，愤郁而死。权后见其子抗，泣曰“吾前听谗言，与汝父大义不笃，以此负汝。”以人主而自悔其过，开诚告语如此，其谁不感泣？使操当此，早挟一“宁我负人，无人负我”之见，而老羞成怒矣！此孙氏兄弟之用人，所谓以意气相感也。
禅代 古来只有禅让、征诛二局，其权臣夺国，则名篡弑，常相戒而不敢犯。王莽不得已，托于周公辅成王，以摄政践阼，然周公未尝有天下也。至曹魏则既欲移汉之天下，又不肯居篡弑之名，于是假禅让为攘夺。自此例一开，而晋、宋、齐、梁、北齐、后周以及陈、隋皆效之。此外尚有司马伦、桓玄之徒，亦援以为例。甚至唐高祖本以征诛起，而亦假代王之禅。朱温更以盗贼起，而亦假哀帝之禅。至曹魏创此一局，而奉为成式者且十数代，历七、八百年，真所谓奸人之雄，能建非常之原者也。
然其间亦有不同者。
及身篡位之不同 曹操立功汉朝，已加九锡、封二十郡、爵魏王、建天子旌旗、出警入跸，然及身犹不敢称帝。至子丕始行禅代。（操尝云“若天命在吾，吾其为周文王乎！”此可见其本志，非饰说也。又魏书“魏国既建，诸将皆为魏臣，独夏侯惇尚为汉臣，惇上疏‘不敢当不臣之礼。’操曰‘区区之魏，而敢屈君为臣乎？’是操为魏王时，犹与汉臣为同列也。）
司马氏三世相魏，懿已拜丞相，加九锡，不敢受；师更加黄钺，剑履上殿，亦不敢受；昭进位相国，加九锡、封十郡、爵晋公，亦辞至十余次，晚始受晋王之命、建天子旌旗，如操故事，然及身亦未称帝。至其子炎始行禅代。
及刘裕则身为晋辅而即移晋祚，自后齐、梁以下诸君，莫不皆然，此又一变局也。
加害逊帝之不同
丕代汉封献帝为山阳公，未尝加害，直至明帝青龙二年始薨。
炎代魏，封帝奂为陈留王，亦未尝加害，直至惠帝太安元年始薨。
不特此也，司马师废齐王芳为邵陵公，亦至晋泰始中始薨。
司马伦废惠帝，犹号为太上皇，居之于金墉城。桓元废安帝为平固王，迁之于寻阳，又劫至江陵。亦皆未尝加害，故不久皆得返正。
自刘裕篡大位，而即戕故君，以后齐、梁、陈、隋、北齐、后周亦无不皆然，此又一变局也。
去古日远，名义不足以相维。当曹魏假称禅让以移国统，犹仿唐虞盛事以文其奸，及此例一开，后人即以此例为例，而并忘此例之所由仿，但谓此乃权臣易代之法，益变本而加厉焉。此固世运人心之愈趋愈险者也。 按刘裕后，亦尚有循魏晋故事者。高欢在东魏，封渤海王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进位相国，录尚书事，犹力辞不受。因玉璧之败，并表解都督，其九锡殊礼，乃死后追赠者。宇文泰在西魏，累加至左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太师大冢宰，封安定王，不受，以安定公终其身。是尚能守臣节者。又曹操奉献帝都许，而身常在邺。高欢亦奉孝静帝都邺，而身常在晋阳，与曹操相似。司马懿父子常随魏帝在洛。宇文泰亦随西魏诸帝在长安，与司马氏相似。
今撮叙各朝禅代故事于后： （魏代汉）
案裴松之三国志注，引魏略“曹丕受禅时，汉帝下禅诏及册书凡三，丕皆拜表让还玺绶，李伏等劝进者一，许芝等劝进者一，司马懿等劝进者一，桓楷等劝进者一，尚书令等合词劝进者一，刘廙等又劝进者一，丕皆下令辞之。最后华歆及公卿奏择日设坛，始即位。”此虽一切出于假伪，然犹见其顾名思义，不敢遽受，有揖让之遗风。
（晋代魏） 至司马炎既受禅，陈留王迁居于邺，以事上表，炎犹下诏曰“陈留王，志尚谦冲，每事上表，非所以优崇之也。自后非大事，皆使王官表上之。”及元帝南渡，营缮宫室，尚书符下陈留王出夫，荀奕奏曰“陈留王，位在三公之上，坐在太子之右，答表曰书，赐物曰与，岂可令出夫役？”以前朝残裔，而臣下犹敢为之执奏，可见是时尚有虞宾之意。
案山阳公（汉献）居河内，至晋时始罢督军，除其禁制，又除汉宗室禁锢。是逊位后，魏仍有人监之也。（案后汉书：东海王强，沛王辅、东平王苍之后，至魏受禅，犹皆封为崇德侯。）
陈留王逊位后，晋令山涛护送至邺。琅邪王胄尝监守邺城。是晋于陈留王亦有监制之法。然皆未尝加害也。 （宋代晋）
刘裕急于禅代，以谶文有“昌明之后，又有二王”之语，遂酖安帝而立恭帝，未几，即令逊位。有司以诏草呈帝，帝曰“桓元之时，天命已改，重为刘公所延，将二十载，今日之事，固所甘心。”乃出居于秣陵宫，裕封帝为零陵王。帝常惧祸，与褚妃自煮食于床前。裕使妃兄褚淡之往视妃，妃出与相见，兵士即逾垣入，进药于帝，帝不肯饮，曰“佛教自杀者，不得复为人身。”乃以被掩杀之。
（齐代宋）
萧道成以宋废帝无道，使王敬则结杨玉夫等弑之，迎顺帝即位。甫三年，即禅代，封顺帝为汝阴王，居丹徒宫，使人卫之。顺帝闻外有驰马声，甚惧。监者杀之，而以疾告，齐人赏之以邑。
（梁代齐）
萧衍以齐东昏无道，举兵入讨，奉和帝以号令。既围京师，东昏为黄泰平等所弑，衍入京，迎和帝至姑熟，使人假帝命以禅诏来，遂即位，封和帝为巴陵王。初欲以南海郡为巴陵国，使帝居之，因沈约言“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”，乃遣郑伯禽进以生金，和帝曰“我死不须金，醇酒足矣！”乃引饮一升，伯禽就而折杀之。
（陈代梁）
陈霸先既禅代，使沈恪勒兵入宫害梁敬帝，恪辞曰“身经事萧家来，今日不忍见如许事。”霸先乃令刘师知入诈帝，令出宫，帝觉之，绕床走，曰“师知卖我！陈霸先反！我本不须作天子，何意见杀？”师知执帝衣，行事者加刃焉，既而报霸先，曰“事已了。”
（北齐代东魏） 高洋将禅代，使襄城王昶等奏魏孝静帝曰“五行之运，迭有盛衰，请陛下法尧禅舜。”帝曰“此事推挹已久，谨当逊位。”又曰“若尔，须作诏书。”崔劼等曰“诏已作讫。”即进帝书之。帝乃下御座，入后宫泣别，皇后以下皆哭，帝曰“今日不减汉献帝、常道乡公（陈留王）。”遂迁于司马子如宅。洋常以帝自随，竟遇酖而崩。
（北周代西魏） 宇文泰在西魏，以孝武帝宫闱无礼，使人酖之，而立文帝。文帝崩，立废帝。帝因泰杀元烈，有怨言，泰遂废之，出居雍州廨舍，亦以酖崩。（北史不载，事见通鉴）泰复立恭帝，即位三年，泰死，其从子护当国，使帝禅位于泰子觉，觉封帝为宋公，出居大司马府，寻崩。（诸书皆不载其死状，然正月封而二月即殂，盖亦非善终也）
（隋代北周）
杨坚因周宣帝崩，郑译等矫诏，使坚受遗辅政，立静帝，年八岁，坚即诛戮宇文氏。未几，亦假静帝禅诏，夺其位，封帝为介国公，邑万户，上书不称表，答表不称诏，北史谓有其文，事竟不行。是年二月逊位，五月即殂，周书云“隋志也。”则亦不得其死也。
（唐代隋）
唐高祖兵入长安，立恭帝。次年亦以恭帝诏禅位，封恭帝为酅国公，至明年五月始殂，隋书、北史、通鉴俱不言其死状。
（后梁代唐）
朱温逼唐昭宗迁洛阳，使蒋元晖弑之，而立哀帝。帝封温爵魏王，以二十一军为魏国，备九锡。温怒，不受。使人告蒋元晖与何太后通，遂杀元晖，弑太后。哀帝使宰相张文蔚等，押传国玺、玉册、金宝、仪仗、法物至汴劝进，温遂即位，封哀帝为济阴王，次年正月，弑之。
魏晋禅代不同
曹之代汉，司马氏之代魏，其迹虽同，而势力尚有不同者。 曹操自克袁尚后，即居于邺，天子所都之许昌，仅留长史国渊、王必等，先后掌丞相府事。其时献帝已三、四十岁，非如冲主之可无顾虑也，然一切用人行政、兴师讨伐，皆自邺出令，莫敢有异志。
司马氏辅魏，则身常在相府，与魏帝共在洛阳。无论懿专政未久，即师、昭兄弟，大权已在手，且齐王芳、高贵乡公髦、常道乡公奂皆幼年继位，似可不必戒心。然师讨毌邱俭，留昭镇洛阳，及病笃，昭始赴军。师既卒，魏帝命昭统兵镇许昌，昭仍率兵归洛，不敢远在许下也。诸葛诞兵起，昭欲遣将则恐其不可信，而亲行又恐都下有变，遂奉皇太后及高贵乡公同往督军。是可见其一日不敢离城社也。
尝推其故。
操当汉室大坏之后，起义兵，诛暴乱，汉之臣如袁绍、吕布、刘表、陶谦等，能与操为敌者，多手自削平，或死或诛。其在朝者，不过如杨彪、孔融等数文臣，亦废且杀。其余列侯将帅，皆操所擢用。虽前有董承、王子服、吴子兰、种辑、吴硕，后有韦晃、耿纪、金祎，欲匡汉害操，而皆无兵权，动辄扑灭。故安坐邺城，而朝政悉自己出。
司马氏则当文帝、明帝国势方隆之日，猝遇幼主嗣位，得窃威权。其时中外臣工，尚皆魏帝所用之人。内有张缉、苏铄、乐敦、刘贤等，伺隙相图；外有王陵、毌邱俭、诸葛诞等，相继起兵，声讨司马氏。惟恃挟天子以肆其奸，一离京辇，则祸不可测。故父子三人执国柄，终不敢出国门一步。亦时势使然也。
然操起兵于汉祚垂绝之后，力征经营，延汉祚者二十余年，然后代之。司马氏当魏室未衰，乘机窃权，废一帝、弑一帝而夺其位，比之于操，其功罪不可同日语矣！
九锡文 每朝禅代之前，必先有九锡文，总叙其人之功绩，进爵封国，赐以殊礼，亦自曹操始。（案王莽篡位，已先受九锡，然其文不过五百余字，非如潘勖为曹操撰文格式也。勖所撰乃仿张竦颂莽功德之奏，逐件铺张，至三、五千字，勖文体裁正相同。）其后晋、宋、齐、梁、北齐、陈、隋皆用之，其文皆铺张典丽，为一时大著作。故各朝正史及南北史俱全载之。今作者姓名尚有可考者。
操之九锡文
据裴松之三国志注，乃后汉尚书左丞潘勖之词也。（以后各朝九锡文，皆仿其文为式。）曹丕受禅时，以父已受九锡，故不复用，其一切诏诰，皆卫觊作。（觊传） 晋司马昭九锡文
未知何人所作，其让九锡表，则阮籍之词也。（见籍传）
刘裕九锡文 亦不详何人所作，据傅亮传，谓“裕征广固以后，至于受命，表策文诰，皆亮所作，则九锡文必是亮笔也。
萧道成九锡文
据王俭传“齐高为太尉，以至受禅诏册，皆俭所作，则九锡文是俭笔也。 萧衍九锡文
据任昉传“梁台建禅让，文诰多昉所作。”又沈约传“武帝与约谋禅代，命约草其事，约即出怀中诏书，帝初无所改。”又邱迟传“梁初劝进及殊礼皆迟文。”则九锡文总不外此三人也。
陈霸先九锡文
据徐陵传“陈受禅诏策，皆陵所为，而九锡文尤美。”是陵作九锡文，更无疑也。
高洋九锡文
据魏收传，则收所作也。
他如 司马伦亦有九锡文伦既败，齐王冏疑出傅只，将罪之，后检文草，非只所为，乃免。（只传）又以陆机在中书，疑九锡文、禅位诏皆机所作，遂收机，成都王颖救之，得免。（机传）而邹湛传，谓“赵王伦篡逆，湛子捷与机共作禅文。”则九锡文必是机笔也。
桓温病，求九锡文。朝廷命袁弘为文，以示王彪之，彪之叹其美而戒勿示人。谢安又屡使改之，遂延引时日，及温死乃止。（彪之传）
桓元篡位。卞范之及殷仲文预撰诏策，其禅位诏，范之之词也，九锡文则仲文之词也。（见范之、仲文传）
此皆见于各史列传者。
至于曹丕授孙权九锡、孙权加公孙渊九锡、刘曜授石勒九锡、石弘授石虎九锡、石世授石遵九锡、苻登授乞伏干归九锡、姚兴授焦纵九锡，其文与作者俱不可考，然亦可见当时篡乱相仍，动用殊礼，僭越冒滥，莫此为甚矣！
汉书武帝纪“诸侯贡士得人者，谓之有功，乃加九锡。”张晏注曰“九锡，经无明文。周礼以为九命，春秋说有之。”臣瓒曰“九锡备物，霸者之盛礼。”然皆不言九锡出处。据后汉书章怀注，谓“九锡本出于纬书礼含文嘉。一曰车马，二曰衣服，三曰乐器，四曰朱户，五曰纳陛，六曰虎贲，七曰斧钺，八曰弓矢，九曰秬鬯（祭酒）。”案周制本有锡命之礼，如诗、左传所载“厘尔圭瓒、秬鬯一卣（酒器，宽口、大肚、有盖、有提梁。），彤弓矢千”是也，纬书仿之而演为九耳。
一人二史各传 一人而传于两史。
（后汉与三国）
如后汉之董卓、公孙瓒、陶谦、袁绍、刘表、袁术、吕布等。当陈寿撰三国志时，以诸人皆与曹操并立，且事多与操相涉，故必立传于魏志，而叙事始明。刘焉乃刘璋之父，其地则昭烈所因也，欲纪昭烈，必先传璋，欲传璋，必先传焉，故亦立其传于蜀志之首。
及范蔚宗修后汉书，则董卓等皆汉末之臣，荀彧虽为操画策，而心犹为汉，皆不得因三国志有传，遂从删削。所以一人而两史各有传也。 （晋与宋）
此事惟晋、宋二书，界限最清。缘沈约修宋书，以刘毅、何无忌、诸葛长民、魏咏之、檀凭之等，虽与刘裕同起义，而志在匡晋，初非宋臣，故不入宋书。及唐初修晋书，遂为毅等立传，自无复出之病也。 陶潜隐居完节，卒于宋代，故宋书以为隐逸之首，然潜以家世晋臣，不复仕宋，始终为晋完人，自应入晋书内，故修晋书者，特传于晋隐逸之末。二史遂并有传，此宋书之借，而非晋书之夺也。
（南北史） 至李延寿作南北史，系一手编篡，则南人归北，北人归南者，自可各就其立功最多之处传之。而其先仕于某国，则附见传内，不必再立一传于某国也。 乃毛修之自宋流转入魏，后卒于魏，则但立传北史可矣，而南史又传之。朱修之自宋入魏，后又逃归，以功封南昌县侯，则但立传南史可矣，而北史又传之。以及薛安都、裴叔业等，莫不皆然。何其漫无裁制也！ （隋与唐）
又裴矩在隋朝，事迹甚多，且隋书矩传内已叙其入唐仕宦之处，则唐书不必再传矣，而又传之，亦赘。
晋书
唐初修晋书，以臧荣绪本为主，而兼考诸家成之。今据晋、宋等书列传所载诸家之为晋书者，无虑数十种。 其作于晋时者： 武帝时，议立晋书限断。荀勖谓“宜以魏正始起年。”王瓒“欲引嘉平以下朝臣尽入于晋。”贾谧“请以泰始为断。”事下尚书议，张华等谓“宜用正始。”从之。（贾谧传）武帝诏“自泰始以来，大事皆撰录，秘书写副。后有事，即依类缀缉。（武帝纪）此晋书之权舆也。
自后，华峤草魏、晋纪、传，与张载同在史官。永嘉之乱，晋书存者五十余卷。（峤传）
干宝著晋纪，自宣帝迄愍帝，凡二十卷，称良史。（宝传）
谢沉着晋书三十余卷。（沈传）
傅畅作晋诸公叙赞二十二卷，又为公卿故事九卷。（畅传）
荀绰作晋后书十五篇。（绰传）
束皙作晋书帝纪十志。 孙盛作晋阳秋，词直理正。桓温见之，谓其子曰“枋头诚为失利，何至如尊公所说？若此史遂行，自是关君门户事！”其子惧祸，乃私改之。而盛所著已有二本，以其一寄慕容隽。后孝武博求异闻，又得之，与中国本多不同。（盛传）
王铨私录晋事，其子隐遂谙悉西晋旧事。后与郭璞同为著作郎，撰晋史。时虞预亦私撰晋书，而生长东南，不知中朝故事，借隐书窃写之。庾亮资隐纸笔，乃成书。隐文鄙拙，其文之可观者，乃其父所撰；不可解者，隐之词也。（王隐传）
习凿齿作汉晋春秋，起汉光武，终晋愍帝。于三国之时，则以蜀为正统，魏武虽承汉禅，而其时孙、刘鼎立，未能一统天下也，尚为篡逆，至司马昭平蜀，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。（凿齿传）
其晋以后所作者：
宋徐广撰晋纪十六卷。（广传）
沈约以晋一代无全书，宋泰始中，蔡兴宗奏约撰述，凡二十年，成一百十卷。（约传）
谢灵运亦奉敕撰晋书，粗立条流，书竟不就。（灵运传）
王韶之私撰晋安帝春秋，即成，人谓宜居史职，即除著作郎，使续成后事，讫义熙九年。其序“王珣货殖，王嵚作乱事。”后珣子和贵，韶之尝惧为所害。（韶之传）
荀伯子亦助撰晋史。（伯子传）
张缅著晋钞三十卷。（缅传）
臧荣绪括东、西晋为一书，纪录志传，共一百十卷。（荣绪传）
刘彤集众家晋书，注干宝晋纪为四十卷。（刘昭传）
萧子云著晋书一百十卷。（子云传）
此皆见于各传者。
又唐书艺文志所载晋朝史事，尚有： 陆机晋帝纪、刘协注晋纪、刘谦晋纪、曹嘉晋纪、邓粲晋纪及晋阳秋、檀道鸾晋春秋、萧景畅晋史草、郭季产晋续纪、晋录之类，当唐初修史时尚俱在，必皆兼综互订，不专据荣绪一书也。
晋书二
论晋书者，谓“当时修史诸人，皆文咏之士，好采诡谬谇事以广异闻。又史论竞为艳体，此其所短也。”
然当时史官如令狐德棻等，皆老于文学，其纪传叙事，皆爽洁老劲，迥非魏、宋二书可比。而诸僭伪载纪，尤简而不漏，详而不芜。视十六国春秋，不可同日语也。
其列传编订，亦有斟酌。
如陶潜已在宋书隐逸之首，而潜本晋完节之臣，应入晋史，故仍列其传于晋隐逸之内。
愍怀太子妃王衍之女，抱冤以死，而太子妃不便附入后妃传内，则入之于列女传。
此皆位置得当者。
各传所载表、疏、赋、颂之类，亦皆有关系。
如刘实传载崇让论，见当时营竞之风也。 裴頠传载崇有论，见当时谈虚之习也。
刘毅传载论九品之制有八损，李重传亦载论九品之害，见当时选举之弊也。
陆机传载辨亡论，见孙皓之所以失国也。豪士传，见齐王冏之专恣也。五等论，见当时封建之未善也。 傅元传载兴学校、务农功等疏，固切于时政也。
段灼传载申理邓艾一疏，阎缵传载申理愍怀太子一疏，以二人皆冤死也。
江统传载徙戎论，固预知刘、石之乱，尤有先见也。
皇甫谧传载释劝论，见其安于恬退也。笃终论，见厚葬之祸也。
挚虞传载思游赋，见其安命也。今尺长于古尺论，见古今尺度之不同也。
束皙传载元居释，见其淡于荣进也。
潘尼传载安身论，见其静退也。释奠颂，有关储宫之毓德。乘舆箴，有关帝王之保治也。
潘岳传载闲居赋，见其迹恬静而心躁竞也。
郭璞传不载江赋、南郊赋，而独载刑狱一疏，见当时刑罚之滥也。 左贵嫔传载愁思文、杨皇后诔、纳继室杨后颂，以左芬本以才著也。
张载传载七命一篇，亦以其文人而著其才也。 卫恒传载书势一篇，以恒本工书，且备书法之源流也。
惟刘颂传载其所上封事至七、八千字，殊觉太冗。
张华传载鹪鹩赋，殊觉无谓。华有相业，不必以此见长也。 元帝纪后，叙其父恭王之妃夏侯氏通小吏牛金生帝，而夏侯太妃传内不载，讳其丑于传而转著其恶于纪，亦属两失。
苻坚载记后附王猛、苻融二人，以其为坚功臣也。苻朗不过一达士，亦附一传。苻登载记后又附一索泮。据泮传，又未尝仕于坚与登也。此二传殊赘。
姚兴载记，忽叙西胡梁国儿作寿冢，每将妻妾入冢宴饮，升灵床而歌。此于兴有何关系？而拉杂及之！
毛德祖为宋功臣，宋书已立传。唐修晋书自不必以宋臣附晋臣之内。乃毛宝之传后，又叙德祖事甚详，盖本毛氏家传钞入之，而未及删节也。 隐逸中夏统一传，非正史记事体，盖当时人另作夏统别传，如五柳先生传之类，晋书遂全录之，不复增损。阅史者静观，自别之也。 王导陶侃二传褒贬失当
晋书惟王导、陶侃二传，褒贬颇为失中。 导为元帝佐命功臣，历事三朝，以弘厚镇物，固称贤相。
当元帝初政时，其从弟敦，惮帝贤明，欲更以所立，导固争乃止。其后敦以讨刁协、刘隗、戴若思为名，称兵向阙。导率群从，待罪阙下，帝亦谅导之心，曰“导大义灭亲，可以吾安东时节假之。”（导传）是其心固信于君也。
孔愉在帝前，极言“导忠贤，有佐命之勋。”（愉传）周顗亦极言“导忠诚，申救甚力。”（顗传）是其心又信于友也。
然当敦入石头，王师战败。
敦问导曰“周顗、戴若思当登三司也？”导不答。
又曰“若不三司，便应令仆耶？”导亦不答。 敦曰“若不尔，正应诛耳！”导亦无言。
敦遂诛周、戴。（顗传）
又王彬数敦曰“兄抗旌犯顺，将祸及门户。”敦大怒，欲杀之。导在坐，劝彬谢。彬竟不拜。
是导之于敦，情好甚密，既不阻其称兵，反欲借敦以诛除异己。 盖渡江之初，王氏兄弟布列中外，其势甚大，当时有“王与马共天下”之谣。帝心忌之，特用刘隗、刁协、戴若思等为腹心，排抑豪强，疏忌王氏。刁、刘等劝帝出亲信以镇方隅，乃用谯王丞为湘州，隗及若思为都督，隗、协并请尽诛王氏。（隗等传）是以不惟敦恶之，即导亦恶之。而是时敦亦未敢遽有篡夺之举，观其申雪导枉一疏，全以刁、刘等为词。甘卓自襄阳将袭敦，敦闻之曰“甘侯虑吾危朝廷耶？吾但除奸凶耳！”（卓传）此敦初次起兵，专欲除刁、刘、戴数人，正与导意相合。
其后敦再起兵，时病已危笃，与兄含偕行。导与含书曰“兄此举，谓可如往年大将军乎？往年奸人乱朝，人怀不宁，如导之徒，心思外济。”（敦传）此直自吐衷怀，谓敦之诛刁、刘，与己意同也。
又敦初次起兵时，兵至石头。周札守石头，即开门纳之。以是敦兵势盛而王师败。敦后又忌札宗强而杀之。敦死后，札家请雪，卞壶等以札开门延贼不宜雪，导独曰“札在石头，知隗、协乱政，信敦匡救，开门延之，正以忠于社稷。”（札传）
是更以敦之称兵，为匡救朝廷之失。可见是时导虽不欲敦移国祚，而欲敦诛刁、刘等，则其肝膈本怀。
夫帝即偏信刁、刘，疏外王氏，岂遂可肆其威胁乎？顗之论曰“人主非尧舜，岂能无失？人臣遂可举兵正其失耶？”此论最为严正。则导之幸敦举兵以除异己，安得尚称纯臣也？
且导之可议也，更不止于此。
导辅政，委任群小赵允、贾宣等。陶侃尝欲起兵废之，庾亮亦欲举兵黜之。（亮传）
桓景谄导，导昵之。陶回谓“景非正人，不宜亲狎。”（回传）
成帝每幸导第，犹拜导妻曹氏，孔坦甚非之。（坦传）
苏峻贼党匡术，尝欲杀孔群，或救之，得免。后术既降，与群同在导坐，导令术劝群酒，以释前憾。群答曰“群非孔子，厄同匡人，虽阳和布气，鹰化为鸠，而识者犹憎其目。”导有愧色。（群传）（鲁之阳虎尝暴匡人，孔子过匡，匡人以孔子状类阳虎而止之，拘焉五日。） 此亦皆导之弛纵处。
而晋书导传论，至比之管仲、孔明，谓“管仲能相小国，孔明善抚新邦，抚事论情，抑斯之类也。提挈三世，始终一心。称为仲父，盖其宜矣。”又于刘隗、刁协传论，谓其“专行刻薄，使贤宰见疏，以致物情解体。”是转以激变之罪坐刘、刁，而导无讥焉，殊未为平允也。
至陶侃生平，惟苏峻、祖约之反，侃以不与顾命、不肯勤王，经温峤等再三邀说，始率兵东下，此是其见小不达大义之处。其他则尽心于国，老而弥笃。朝廷加以殊礼，侃固辞。又因病上表去位曰“臣少长孤寒，始愿有限。”云云。未没前一年，已逊位归国，佐吏苦留之，不果。及疾笃将归，以后事付右司马王愆期，出府门就船，顾谓愆期曰“老子婆娑，正坐诸君辈。”（吾流连未去，正为尔等。谓逊位归国，佐吏苦留之。）（侃传）是可见其其超然于权势矣。本传亦云“侃季年常怀止足之分，不与朝权。”而传末乃云“侃尝梦生八翼上天门，至第九重折翼而坠。后督八州，据上流，握强兵，有觊觎之志，每思折翼之祥，自抑而止。”传论亦谓其“潜有包藏之志，顾思折翼之祥。”悖矣！是直谓其素有不臣之心，因一梦而不敢也！
于导则略其疵累而比之管、葛，于侃则因一梦而悬坐以无将之罪，岂非褒贬失当乎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