○文字 黄帝史官苍颉视鸟兽之迹以作文字。依类象形，故谓之文。形声相益，则谓之字。著于竹帛谓之书，凡九千字，所谓古文者也。古有六体：一曰指事，上下是也。二曰象形，日、月是也。三曰形声，江、河是也。四曰会意，武、信是也。五曰转注，考、老是也。六曰假借，令、长是也。推此六体，文字大端可得而见矣。《周礼》“保氏教国子以六书”，即其事焉。至周宣王时，太史史籀更著大篆十五篇，与古文或异，然不外六书之指。大篆、小篆亦名籀书，与古文并行。春秋之时，孔子之书六经，皆古文也。其后诸侯不统于王，车涂异轨，文字异制。秦氏既兼天下，丞相李斯乃奏同之，罢其不与秦文合者。李斯又作《苍颉篇》，中车府令赵高作《爰历篇》，太史令胡母敬作《博学篇》，皆依傍大篆，或加省约，谓之小篆。于时狱官事繁，篆书不给。御史程邈有罪，系云阳狱中，变篆为隶，以従简易，始皇善而用焉。故秦时书有八体：一曰大篆，史籀所作也。二日小篆，李斯、赵高、胡母敬所作也。大小二篆，皆简策所用。三日刻符，施于符传。四曰摹印，亦日缪篆，施于郁。五曰虫书，为虫鸟之形，施于幡信。六曰署书，门题所用。七曰殳书，铭于戈戟。八曰隶书，施于公府。皆因事出变而立名者也。善长注《水经》云：“临淄人发古冢，得桐棺，前和外隐起为隶字，言‘齐太公六代孙胡公之棺’，惟三字是古，余同今书。故知隶书非始于秦世也。”按此书隶在春秋之前，但诸国或用或不用。程邈观其省易，有便于时，故修改而献，非创造。汉兴，多因秦制，通行隶书，古文由是散逸。古者十年入小学者，计十七能讽书九千字，乃得为史。又以六体试之，郡太守课，最者以为书史。平帝时征沛人爰礼等说文字于未央庭中，黄门侍郎杨雄采以作《训纂篇》，并前《苍颉》等共四篇、五千三百四十字。王莽居摄，大司空甄丰等取四篇校定文字，颇改古文，别为六体：一曰古文，孔子壁中书也。二日奇字，古文之异者也。三曰篆书，即小篆也。四曰佐书，即隶书也。五曰缪篆，所以摹印也。六曰鸟虫，以书幡信也。后汉和帝时，始获七千三百八十四字。安帝时，许慎特加搜采，九千之文始备，著为《说文》，凡五百四十部。皆従古为证，备论字体，详举音训。其鄙俗所传，涉于讹妄者，皆许氏之所不取。故《说文》至今为字学之宗。魏时有李登者，撰《声类》十卷，凡一万一千五百廿字。以五声命字，不立诸部。晋有吕忱，更按部搜求异字，复撰《字林》七卷，亦五百四十部，凡万二千八百二十四字。诸部皆依《说文》，《说文》所无者是忱所益。后魏杨承庆者，复撰《字统》二十卷，凡一万三千七百三十四字，亦凭《说文》为本。其论字体，时复有异。梁朝顾野王撰《玉篇》三十卷，凡一万六千九百一十七字。复有《地苍》、《广苍》、《字指》、《字括》、《字苑》、《字训》、《文字志》、《文字谱》之类，互相祖述，名目渐多。汉代又有草书，故自苍颉至于汉代，书凡五变，所谓古文、大篆、隶书、草书是也。南齐萧子良撰古文之书五十二种，鹄头蚊脚，悬针垂露，龙爪仙人，芝英倒薤，蛇书虫书，偃波飞帛之属，皆状其体势而为之名。虽义涉浮浅，亦书家之前流也。近代小篆、八分、草书、行书等并见施用，余多不行。
○典籍
汉承秦灭学，武帝开献书之路，置写书之官。由是外有太常、太史、博士之藏，内有延阁、广内、秘室之府。成帝时，秘藏颇有亡散，乃使谒者陈丰求遗书于天下。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、诸子、诗赋，步兵校尉汪宏校兵书，太史令尹咸校数术，侍医监李柱国校方技。哀帝使向子歆嗣父之业，歆遂总会群篇，著为《七略》，大凡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。王莽之末，又被焚烧。光武还洛阳，所载经传二千余辆。明帝尤重儒术，尔后撰录三倍于前。董卓移都之际，自辟雍、东观、兰台、石室、宣明、鸿都诸藏典册文章，竟共剖散，图书缣帛，军人以为帷囊。及王允收而回者才七十余乘。道路艰远，复弃其半。长安之乱，一时焚荡。魏氏拾掇亡书藏三阁，秘书郎郑默始制《中经簿。》秘书荀勖分经、史、子、集为四部，甲乙丙丁之目，大凡九千九百四十五卷。惠、怀之末，靡有孑遗。西晋著作郎李光以勖旧部校之，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。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。宋文帝八年，秘书监谢灵运造《四部目》，凡四千五百八十二卷。元徽初，秘书丞王俭又造《目录》万五千七十四卷，俭又别撰《七志》，有《经典志》、《诸子志》、《文翰志》、《军书志》《阴阳志》、《术艺志》、《图谱志》。齐永明中，祕书丞王亮又造《书目》万八千一十卷。齐末，兵火延烧秘阁。梁初，命秘书监任昉于文德殿内集藏众书二万三千一百六卷。普通中，阮孝绪更为《七录》。有《兴录》、《记传录》、《子录》、《文集录》、《伎录》、《佛录》、《道录》。元帝克平侯景，收文德殿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，大凡七万余卷。周师入郢，并自焚之。宋武入关，收其图籍，才四千卷。赤轴青纸，文字古拙。魏孝文始都洛邑，借书于齐秘府，稍仅充实。尔朱之乱，散落复多。北齐迁邺，颇更搜聚。后周保定，书止八千，其后至万卷。周武平齐，先封书府，所加旧书仅至五千。隋开皇三年，秘书监牛宏表请分遣使搜访异本，每书一卷，赏缣一匹，校写既定，本还其主。由是人间异书，往往闲出。及平陈后，经籍渐多。炀帝限写五十副本，分为三品，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廊屋，列以贮之。大唐武德五年，克平隋。郑公尽收图书，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，溯河西上。行经底柱，多被湮没，十存一二。其目录、四部书大凡八万六千九百六十六卷，除凶书及删去浅俗无益教理者，见在三万六千七百八卷，著在《隋书。经籍志》。自后书帙颇增。开元中，定四部目录，大凡五万八百五十二卷。此自汉以来典籍之大数也。 ○石经
初，太宗以经籍多有舛谬，诏颜师古刊定，颁之天下。年代久，传写不同。开元以来，省司将试举，又皆先纳所习之本，文字差互，辄以习本为定。义或可通，虽与官本不合，上司务于收奖即放过。天宝初，敕改尚书古文悉为今本。十年，有司上言：“经典不正，取舍难准”。诏儒官校定经本，送尚书省并国子司业张参共相验考。参遂榻定五声字样书于太学讲堂之壁，学者或就取正焉。又颁字样于天下，俾为永制。由是省司停约习本。后汉明帝时，公卿言五经驳异，请开吕不韦冢，是未焚诗书前本。论者以为（有缺文）神武作相，自洛阳运之于邺，至河阳，岸崩，没水，其得至邺者不盈其半。隋开皇六年，又自邺再入长安，置于秘书内省，议欲补葺。隋乱，造立之司，用为柱础。贞观初，魏征为秘书监，始收聚之，十不存一。其相承传秘之本，犹存秘府，而《石经》自此亡矣。天宝中，余在太学，与博士诸生共论经籍失正，为欲建议请立《大唐石经》。迁延未发，而胡寇海内，文儒道消。至今四十六年，兵革未息。呜呼！石经之事，亦俟河之清也。
○声韵 周禺好为体语，因此切字皆有纽，纽有平、上、去、入之异。永明中，沈约文词精拔，盛解音韵，遂撰《四声谱》、《文章八病》。有平头、并尾、蜂腰、鹤膝，以为自灵均已来，此秘未睹。时王融、刘绘、范云之徒皆称才子，慕而煽之。由是远近文学，转相祖述，而声韵之道大行。以古之为诗，取其宣导情志，激扬政化，但含征韵商，意非切急，故能包含元气，骨体大全，《诗》《骚》以降是也。自声病之兴，动有拘制，文章之体格坏矣。隋朝陆法言与颜、魏诸公定南北音，撰为《切韵》，凡一万二千一百五十八字，以为文楷式。而先仙删山之类，分为别韵。属文之士，共苦其苛细。国初，许敬宗等详议，以其韵窄，凑合而用之。法言所谓“欲广文路，自可清浊皆通者”也。尔后有孙愐之徒，更以“字书中闲字酿于切韵，殊不知为文之匪要，是陆之略也”。天宝末，平原太守颜真卿撰《韵海镜源》二百卷，未毕，属胡寇凭陵，拔身济河，遗失五十余卷。广德中，为湖州刺史，重加补辑。更于正经之外，加入子、史、释、道诸书，撰成三百六十卷。其书于陆法言《切韵》外，增出一万四千七百六十一字，先起《说文》为篆字，次作今文隶字，仍具别体为证，然后注以诸家字书，解释既毕，征九经两字以上，取句末字编入本韵，爰及诸书，皆仿此。自为声韵已来，其撰述该备，未有如颜公此书也。大历二年，入为刑部尚书。诣银台门讲上之卷。敕宣付秘阁，赐绢五百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