兵征凶，圣人万不得已而用之：征伐无道，诛杀暴虐。然而，玩弄兵火者，必自焚。
阅，简也。武，兵事也。《左传》曰：戡乱曰武。古者明王虽享隆平之时，亦未尝不阅武以备不虞，故《周礼》大司马以中春教振旅，中夏教茇舍，中秋教治兵，中冬教大阅。大阅者，前期群吏戒众庶修战法也。讲修战法既成，专使大司马掌之，有贼贤害民者，则伐之；暴内陵外者，则坛之；野荒民散者，则削之；负固不服者，则侵之；贼杀其亲者，则正之；放弑其君者，则残之；犯令陵政者，则杜之；外内乱鸟兽行者，则灭之。故诸侯听命，蛮夷宾服也。坛，音善，与同，废旷之地也。
【原文】夫兵甲者，国之凶器也。[《通元真经》云：善治国者，不变其故，不易其常。夫怨者，逆德也。兵者，凶器也。争者，人之所乱也。 阴谋逆德，好用凶器，治人之乱逆之至也。谓授民以凶之器，纳民于事之危，故号凶器。]土地虽广，好战则人彫；邦国虽安，亟战则人殆。[《汉书》主父偃曰：国虽大，好战必亡；天下虽安，忘战必危。此之谓也。好，乐也。彫，残也。亟，急也。殆，危也。]彫非保全之术，殆非拟寇之方。[《刘子》曰：彫非保全之术，殆非拟寇之方，其辞义大同。言穷兵黩武，人民凋丧，而欲保全，不其难乎？上下危殆，盗贼蜂起，而欲拟弭，亦莫得也。]不可以全除，不可以常用，[《老子》曰：师之所处，荆棘生焉，故不可常用也。且兵者，守国之备，故不可全除也。故《左传》曰：不备不虞，不足师也。]故农隙讲武，习威仪也。[《左传》曰：三年治兵，辨等列也。春搜、夏苗、秋狝、冬狩，皆于农隙以讲事也。三年而治兵，入而振旅，归而饮至，以数军实、昭文章、明贵贱、辨等列、顺长幼、习威仪也。搜、苗、狝、狩，四时之猎名也。盖古之兵赋出于农，故讲武于农之四时闲隙，以习上下之威仪也。至三年大训，治其兵事，辨其等第、行列、坐作、进退也。]是以勾践轼蛙，卒成霸业；[按：《吴越春秋》越王勾践将伐吴，自谓未能得士之死力。道见蛙张腹而怒，将有战争之气，即为之轼。其士卒有问于王，曰：君何为敬蛙而为之轼？勾践曰：吾思士卒之怨久矣，而未有称吾意者。今蛙虫无知之物，见敌而有怒气，故为之轼。于是军士闻之，莫不怀心乐死，人致其命。轼，《尸子》作式，《刘子》作揖。式，犹敬也。式，车之横木。勾践见蛙而俯凭车横木以敬之。《论语》凶服者式之，是己。]徐偃弃武，遂以丧邦。[刘向《说苑》曰：王孙厉谓楚文王曰：徐偃王好行仁义之道，汉东诸侯，三十二国尽服矣。王若不伐，楚必事徐王。曰：若信有道，不可伐。对曰：大之伐小，强之伐弱，犹大鱼之吞小鱼也，若虎之食豚也，恶有其理？文王遂兴师伐徐，残之。徐偃王将死，曰：吾修于文德，而不明武备；好行仁义之道，而不知诈人之术。徐偃王将死，曰：古之王者，其有备乎？徐偃王，周穆王时诸侯也。又《尸子》曰：徐偃王有筋而无骨，故骃号偃。按：《说苑》术作心。又裴骃《史记集解》引《尸子》文，下有“骃谓号偃。”由此句，注作“故骃号偃，”误。]何则？越习其威，[勾践习衍其兵威。]徐忘其备。[徐偃王忘失其武备。]孔子曰：不教人战，是谓弃之。[上缺以字，引孔子之言以证之也。言不预教练其民，卒驱之以赴敌，是犹委弃之也。又《孙子兵法》曰：兵甲不坚，器械不精，练习不熟，是以其卒与敌也。
与，亦犹弃也。]故知弧矢之威，以利天下。[《易·系辞》曰：弦木为弧，剡木为矢，弧矢之利，以威天下，盖取诸睽。弧，弓也。矢，箭也。世本曰黄帝臣挥作弓，牟夷作矢。]此用兵之机也。[机，要也。
言此乃调用兵旅之机要也。] 【译述】军队和武器，是国家用来对付凶乱暴虐的工具。一个国家，虽然领土广大，如果喜好战争，那么人口就一定会减少；尽管秩序安定，如果频繁动武，那么国力就一定要衰竭。人口缺乏就难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，国力削弱就难以抵御贼寇的践踏侵凌。因此，战争一事，务求慎重，既不能没有，也不能常用，一定要做到有备无患。所以作君王的要在四季农闲之际，不忘讲解和演习军事。春搜、夏苗、秋狝、冬狩，既是为了打猎，也是为了练兵。历史上，越王勾践将要伐吴复仇，苦于找不到机会鼓舞士气。不料偶尔在路上遇到青蛙张腹而怒，于是认为这是发动战争的征兆。勾践借机行事，以对青蛙表示深切敬意的方式，唤起军心，最终取得了伐吴的胜利。由此可见，只要适逢其时，该战则战，就会扭转乾坤复国兴邦。周穆王时期，有一个叫徐偃王的诸侯，一心只知行仁义之道，不懂得以军事作为防备，别人虽然向他指陈利害，却没有引起重视，结果终因武备松弛而被文王攻灭。徐偃王临死之际，虽痛心疾首，可惜悔之晚矣！为什么勾践明白战争的意义，而徐偃王却忘记武备的作用呢？孔子说：不预先教导和训练百姓，让他们知晓战争的价值，临到不测之时，急忙驱赶他们去迎战，这叫做白白地把人民丢给了敌人。《孙子兵法》也说，军队不强大，装备不精良，练习不熟悉，拿这样的武装去投入战争，也等于是在敌人面前白白送死。所以，只有真正明白战争与武备的含义，才可以退得以守，进得以攻，常居不败，永保太平，这才是战争的深刻价值。
阅武释评《老子》曰：“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”。这两句话前一句是说满足于粗服素食，不去横征暴敛，就不会招致侮辱；后一句是说满足于兵革止息，不去滥兴武事，就不会导致失败。知足也好，知止也罢，其实说的是一码事，即垂拱而治，才会使天下安定，国运长久。
关于战争的利害得失，《老子·三十一章》进一步阐释道：“兵器是不祥的东西，人们都厌恶它，所以有道的君王，不会轻易去使用。..兵器是不祥的东西，不是君子应该使用的东西，倘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它，也最好是能淡然处之。胜利了但不要得意，如果得意，就说明是喜好杀人。喜好杀人，就不能顺利地统治天下。吉庆的事情以左为上，凶丧的事情以右为上。偏将军在左边，上将军在右边。这说明是用丧礼的仪式来对待用兵。杀人很多的话，就用悲伤的心情去对待。尽管战胜了，也要用凶丧的礼仪对待。”
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酷爱和平的礼仪之邦。从孔子开始，就强调“治国以礼，为政以德。”不仅是儒家学派，先秦时期别的学派，也绝大多数都反对暴力和战争，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。试以儒家经典《论语》为例，在《季氏》篇中这样写道：“故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；既来之，则安之。”墨家则更以兼爱、任贤、节俭和非攻著称于世。在《墨子》一书中，光是《非攻》就有上中下三篇，由此也可知道墨家对战争的厌恶和鄙视。“非攻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要去攻打别的国家。儒家和墨家尽管在许多方面是相互对立的，但是在要求统治者爱护人民和反对一切战争这个问题上，却又呈现出惊人的一致。更为难得的是，墨子不仅在理论上提出“非攻”的主张，而且注重实践，在行动上也竭力阻止战争的发生。如在《公输》中，他就曾以细致周密的防御策略制止了公输盘助楚攻宋的战争，帮助宋国解除了危难。
诸子百家中，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，因喜欢刑名法术之学，所以常被人误解为主战派，这其实是很不应该的。韩非固然主张要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，但这和战争政策其实是两回事。相反，他对那些腐儒用文学来扰乱法律，游侠用勇武来违犯禁令的做法，却表示了极端的否定。 《五蠹》中写道“儒以文乱法，侠以武犯禁，而人主兼礼之，此所以乱也。”连游侠们的逞强斗狠都被认为是导致国家混乱的祸根，韩非又怎么可能张扬战争呢？
那么，是不是用和谈的方式可以解决一切纷争呢？回答当然是否定的。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应该怎样看待和评价历史上的合纵连横。要想把这个问题说清楚，就必须让历史回到历史那里去。六国的合纵，表面看是战争的手段，其实是为了用战争换取安宁与和平。合纵联盟的形成，其目的是为了防御战争而不是为了挑起战争。我们完全可以做这样一个极富理想色彩的假设：如果当时的合纵联盟真正形成一股众志成城牢不可破的力量，就可以有效地箝制强秦的攻伐，并进而有效地维护各国的和平。遗憾的是，六国联盟因其是乌合之众，不战自溃，故尔秦国才敢狼烟再起，横扫东西。因此，就当时形势来说，合众的意义也不能说是消极的。与此相对，连横从本质上看，其意义却主要是积极的。因为连横的结果，是使天下归于一统，真正而且永久地实现了和平，顺应了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意愿。同样，尽管连横是以“远交近攻”的战争方式来实现的，但它却前所未有地结束了七雄争霸的混乱局面，使长期纷争不休的中国第一次实现了高度的统一。人们习惯于把战争与和平对立起来，这其实是一种肤浅的思想。要知道，和平之果的得来，常常须仰仗战争之剑的挥杀。人们更习惯于把战争看作是恶，而认为只有和平才是善。其实，在一定时期，或在一定意义上说，战争才是最好的也是最有效的推动人类历史向前不断发展的动力，才是荡涤丑恶扫除污浊换取清平的救世良方。当然，如果视战争为儿戏，把战争变成穷凶极恶的利器和屠杀无辜的法宝，那就不仅谈不上任何进步，反而成了个别丧心病狂的政治家和战争狂人的血腥娱乐。其为害之深，造孽之重，就会触目惊心了！因而，战争一事，小到部落，大到民族，既不能彻底废止，也不能片面张扬。只有用它去止暴，用它去维和，才是正确而明智的态度。
否则，用战争去纵暴逞欲，用战争去破坏和平，则是错误而愚蠢的做法。唐太宗虽然在《帝范》中告诫他的儿子李治（即唐高宗）要慎用战争，自己在和大臣们问答讨论时也反复提醒大家要认识到战争的可怕性，可是承平日久之后，却也无所顾忌地在他的后期推行了一条武力侵略的路线。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攻打高丽。一个人身居高位而又功成名就之后，就必然会不可理喻地变得固执骄狂起来，这是古今中外一条颠扑不破的普遍规律。唐太宗自然也不能例外。贞观二十二年，已经是他生命倒计时的第二年，唐太宗还是决定要出兵高丽。此时此刻，不用说别人，就是太宗自己，大概也不知道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。搞糊涂了大家没什么，但可悲的是太宗把自己也搞糊涂了。他变得那样武断、那样专横，竞至于面对那么多的苦谏也丝毫不为所动。事情往往是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且看一段房玄龄的谏表吧：“高丽国，是边远地方卑贱的族类，不值得用仁义去对待，也不能用正常礼仪去要求它。自古以来，人们就把它当作鱼鳖一类的动物看待，我们也自然应该对它宽缓简略些。一定要灭掉它，我非常担心它会像被逼得走投无路的野兽一样拚死反扑。..何况现在当兵的没有一点罪过，却无缘无故地把他们驱赶到战阵之中，置之于锋刀利剑之下，使他们惨烈牺牲，成了孤鸿野鬼，让他们的老父孤儿、寡妻慈母，望着载运棺材的车子掩面哭泣，怀抱尸骨而肝肠寸断，这样足以使阴阳颠倒，乃至破坏了天地之间的谐和之气，这实在是天下的冤屈和悲痛啊！况且，兵器是凶器；战争也是危险的事情。它们都是万不得已时才可以使用的。假设高丽国过去违背了作臣子的礼节，您诛灭它是可以的；假设它曾经侵扰过我们的百姓，您消灭它是可以的；假设它将会长久地成为中国的祸患，您削除它也是可以的。这几条中如果占有一条，那么您就是一天杀成千上万个人，我们也不必羞愧。现在这三条并不存在，您却让我们自己的军队去劳师袭远，其结果是对内为它过去的国王洗刷了怨恨，对外为新罗报了仇，难道不是所得太少，而损失太多了吗？”太宗虽然为房玄龄这种勇敢正直的精神所深深感动，但他还是一意孤行，终于不顾一切地发动了这场战争，这又与他的初衷和一贯教导多么大相径庭啊！也许，历史就是由这样一个又一个矛盾而难解的谜团组成的吧！《左传》曰：“允当则归”，意思是任何事情都应该适而可止。对于战争来讲，就更是这样。因为战争既可以造福，更可以为孽。晚清重臣曾国藩以武功名震朝野，但在写给儿子们的信中，却一再强调战争的恶果，因而不厌其烦地警告子弟慎勿介入行伍兵事。在他看来，战争“易于造孽，难以为功”，稍有不慎，就可能成为人民的罪人，其危切之意，真是再明晰不过了。
一个国家之所以养军队，其实主要是为了战略防备。如果养军队是为了穷兵黩武，对他人构成威胁和侵略，就必然会使戌卒怨愤、国疲人乏，从而把国家和人民推入战祸的深渊。唐太宗的君臣问答，仍然是绝好的例证。《贞观政要》载：贞观四年，有司上言：“林邑蛮国，表疏不顺，请发兵讨击之。”太宗曰：“兵者，凶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故汉光武云：‘每一发兵，不觉头发为白。’自古以来穷兵极武，未有不亡者也。苻坚自恃兵强，欲必吞晋实，兴兵百万，一举而亡。隋主亦必欲取高丽，频年劳役，人不胜怨，遂死于匹夫之手。至如颉利，往岁数来侵我国家，部落疲于征役，遂至灭亡。朕今见此，岂得辄即发兵？但经历山险，士多瘴疠，若我兵士疾疫，虽尅翦此蛮，亦何所补？言语之间，何足介意？”竟不讨之。这是多么英明的决定啊！而房玄龄在贞观十七年的一段谏词，又恰好是太宗上述思想的延伸。他说：“臣观古之列国，无不强凌弱，众暴寡。今陛下抚养苍生，将士勇锐，力有余而不取之，所谓止戈为武者也。昔汉武帝屡伐匈奴，隋主三征辽左，人贫国败，实此之由，唯陛下详察。”陛下怎么样了呢？自然是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劝阻。于是，一场可能的战争被制止了。
为大家所耳熟能详的楚汉战争，或许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。刘邦之所以终成霸业，项羽之所以乌江自刎，除了策略上的、性格上的以及其他方面的众多原因，是不是视战争为争夺天下的唯一手段和途径，大概是他们之间结局迥异的最本质区别。诚如外国军事学家所言，战争的核心是哲学而不是武力。无论人们怎么说刘邦入关后秋毫无犯、“约法三章”是玩儿装孙子的把戏，但刘邦这样做，确实在客观上起到了安抚人心的作用。尽管这是一时之策，然而也因此赢得了舆论的支持。看看那个项羽吧，杀子婴，戮楚王，烧阿房，屠咸阳，几乎变成了一架战争机器。两相比较，百姓信服谁、拥戴谁，不是昭然若揭吗？二十个世纪之后，毛泽东作诗道：“不可沽名学霸王”，让我们从这朴实而深刻的诗句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