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洵(1009--1066)北宋散文家。与其子苏轼、苏辙合称“三苏”,均被列入“唐宋八大家”。字明允,号老泉。眉州眉山(今属四川)人 。据说27岁才发愤读书,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,学业大进。仁宗嘉祐元年(1056),他带领苏轼、苏辙到汴京,谒翰林学士欧阳修。欧阳修很赞赏他的《权书》、《衡论》、《几策》等文章,认为可与贾谊、刘向相媲美,于是向朝廷推荐。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,文名因而大盛。嘉祐三年,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,他推托有病,不肯应诏。嘉祐五年,任为秘书省校书郎。后与陈州项城(今属河南)县令姚闢同修礼书《太常因革礼》。书成不久,即去世,追赠光禄寺丞。
  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。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“言当世之要”,是为了“施之于今”。在《衡论》和《上皇帝书》等重要议论文中,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。他认为,要治理好国家,必须“审势”、“定所尚”。他主张“尚威”,加强吏治,破苟且之心和怠惰之气,激发天下人的进取心,使宋王朝振兴。由于苏洵比较了解社会实际,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,以古为鉴,因此,他的政论文中尽管不免有迂阔偏颇之论,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。
  曾巩说苏洵“颇喜言兵”。苏洵的《权书》10篇、《几策》中的《审敌》篇、《衡论》中的《御将》和《兵制》篇,还有《上韩枢密书》、《制敌》和《上皇帝书》,都论述了军事问题。在著名的《六国论》中,他认为六国破灭,弊在贿秦。实际上是借古讽今,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。《审敌》更进一步揭露这种贿敌政策的实质是残民。《兵制》提出了改革兵制、恢复武举、信用才将等主张。《权书》系统地研究战略战术问题。在《项籍》中,他指出项籍不能乘胜直捣咸阳的战略错误。他还强调避实击虚、以强攻弱、善用奇兵和疑兵、打速决战、突击取胜等战略战术原则。
  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,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。在《送石昌言使北引》中,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,藐视敌人,写得有气势。《张益州画像记》记叙张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迹,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官吏形象。《木假山记》借物抒怀,赞美一种巍然自立、刚直不阿的精神。
 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,论据有力,语言锋利,纵横恣肆,具有雄辩的说服力。欧阳修称赞他“博辩宏伟”,“纵横上下,出入驰骤,必造于深微而后止”(《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》);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“指事析理,引物托喻”,“烦能不乱,肆能不流(《苏明允哀词》),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。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,而又富于变化。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、纡徐宛转见长。苏洵在《上田枢密书》中也自评其文兼得“诗人之优柔,骚人之清深,孟、韩之温淳,迁、固之雄刚,孙、吴之简切”。他的文章语言古仆简劲、凝炼隽永;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,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,如《仲兄字文甫说》,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,即是一例。
  苏洵论文,见解亦多精辟。他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,提倡学习古文;强调文章要“得乎吾心”,写“胸中之言”;主张文章应“有为而作”,“言必中当世之过”。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写法。他特别善于从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和艺术特色,例如《上欧阳内翰第一书》对孟子、韩愈和欧阳修文章的评论就很精当。
  苏洵作诗不多,擅写五古,质朴苍劲。宋人叶梦得评其诗“精深有味,语不徒发,正类其文”(《石林诗话》)。其《欧阳永叔白兔》、《忆山送人》、《颜书》、《答二任》、《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》等都不失为佳作,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。
  苏洵著作,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,原本大都散佚,今存者有北宋刊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》残卷。通行本有《四部丛刊》影宋钞本、《嘉祐集》15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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