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日知录》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代表作品，对后世影响巨大。顾炎武（1613—1682年），字宁人，号亭林，江苏昆山人，参加过抗清斗争，后游历北方，誓不与清廷合作，致力于著述，与黄宗羲、王夫之在二十世纪初被并称为明末清初“三大家”。《日知录》是顾炎武“稽古有得，随时札记，久而类次成书”的著作。顾氏对此书的价值很是自信，说“比乃刻《日知录》二本，虽未敢必其垂后，而近代二百年来未有此书，则确乎可信也”（《亭林佚文辑补·与人札》）。
顾炎武曾把写这部书比作“采铜于山”。他说，当今的人写书，就像当今的人铸钱。古人采铜于山，今人则买旧钱作废铜铸钱。铸出的钱，既粗恶，又把古人的传世之宝毁坏，岂不两失？顾炎武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，在治学上严谨扎实，堪称楷模。这在《日知录》中表现得尤其突出。他这种研究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是对明朝空疏学风的反动，对有清一代学风的转变与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。梁启超说：“论清学开山之祖，舍亭林没有第二人。”现在，人们仍然常常用顾炎武“采铜于山”的比喻，说明历史研究要重视第一手资料，可见其影响之深远。
《日知录》书名取之于《论语·子张篇》。子夏曰：“日知其所亡，月无忘其所能，可谓好学也已矣”。顾氏于初刻本卷首对此有说明，以示其笃学之志。在顾炎武生前，《日知录》只有八卷本行世，是康熙九年在江苏淮安付刻的，称为符山堂本。顾炎武去世后，潘耒从其家取出书稿，稍事整理，删改了触犯时忌的字眼，于康熙三十四年在福建建阳刊刻，三十二卷，是为遂初堂本。 《日知录》内容宏富，贯通古今。三十二卷本《日知录》有条目1019条（不包括黄侃《校记》增加的2条），长短不拘，最长者《苏淞二府田赋之重》有5000多字；最短者《召杀》仅有9字。这与作者立志学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。潘耒把《日知录》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，即经义、史学、官方、吏治、财赋、典礼、舆地、艺文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则分作十五类，即经义、政事、世风、礼制、科举、艺文、名义、古事真妄、史法、注书、杂事、兵及外国事、天象术数、地理、杂考证。这两种划分都有其价值。前者重视了《日知录》的经世意义，抓住了其主要的方面，并说这书只有宋元时期的名儒能做出来，明朝三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书，将来治国者采用其说，会大有益于“世道人心”，如果仅叹服其考据的精辟，文辞的博辨，那不是作者著书的本意。后者则偏重其学术意义，划分虽更为细致却不免得其体而遗其神，评价也与前者相左，盛称顾氏考据之学而贬低其经世思想，认为“其说或迂而难行，或愎而过锐”。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，顾炎武本人说得很明白，他说：“别著《日知录》，上篇经术，中篇治道，下篇博闻，共三十余卷。有王者起，将以见诸行事，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。”撰写《日知录》，“意在拨乱涤污，法古用夏，启多闻于来学，待一治于后王”。这说明，《日知录》是寄托作者经世思想的一部书，内容大体分为三类：经术、治道、博闻，而核心则是“治道”。
《日知录》中的经世思想是丰富的。顾氏提出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的观点，说：“目击世趋，方知治乱之关，必在人心风俗”。他认为“风俗衰”是乱之源，并列举大量事例，说明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，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。他说评价君主的功绩首先要看社会风气：“论世而不考其风俗，无以明人主之功”。他不但从政治上提出了整顿“人心风俗”的具体措施，如重流品、崇厚抑浮、贵廉、提倡耿介和俭约等，还从经济上分析了“人心风俗”败坏的原因，认为要使风俗变好，必须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：“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，必在治民之产，使之甘其食，美其服，而后教化可行，风俗可善乎！”除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、加强礼治，他还强调法制，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，说：“法不立，诛不必，而欲为吏者之勿贪，不可得也。”
顾炎武看到了“势”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，主张进行社会变革，提出要顺势而行，“物来而顺应”的变革思想。对于君主的地位，君主与臣下的关系，顾炎武也作了新的解释。在《周室班爵禄》条中，他说，天子、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并不是天生的尊贵，他们管理国家事物，与老百姓一样，也是靠劳动吃饭。“禄”是他们为老百姓工作，取之于百姓的报酬。所以，君主不应该肆虐于上以自尊，不应该厚取于民以自奉。他列举出大量的历史上“称臣下为父母”、“人臣称人君”、“人臣称万岁”的例子，以淡化至高无上的君权，为建立新型的君臣关系提供历史根据，表现出初步的民主思想。 自然，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，顾炎武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。他的思想中有比较浓厚的封建正统意识和狭隘的民族观念；他提出的“寓封建于郡县之中”的改革方案也带有不少宗法色彩。这些在《日知录》都有所反映。汲取精华、剔除糟粕，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。对待《日知录》，也应如此。